五月的新加坡港，闷热潮湿。海风吹不过高耸的货栈，空气里全是煤烟和香料混杂的味道。

码头外围的一处废弃货仓里，光线昏暗。

杜克洛愣愣的坐在一个破旧的木箱上，脸上的震惊还没消去。手里紧紧捏着两个小玻璃瓶。

一个装着淡黄色的油膏，另一个装着白色药片。玻璃瓶做工粗糙，连个标签都没有。

对面站着个穿粗布短衫的华人。这人相貌普通，个子不高，扔进码头的苦力堆里根本找不出来。他是马刀手下的情报员，代号“水鬼”。

“杜克洛先生，都听明白了吗？我再复述一遍。”

华人开口，声音压得很低，带着浓重的闽南口音。

“这两样东西，黄的叫消炎油膏，治外伤化脓；白的叫祛疟片，治疟疾。

我们总长发话了，你在新加坡把名声打出去。事成后，这两种药，给你留头一份配额。”

杜克洛闻言狂喜，连忙把药瓶小心揣进怀里，动作很轻。

他跟钟途做生意不是一天两天了。从最早的走私物资，到后来的工业母机，再到移民生意。

和钟途合作这么久，从没让人失望过。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钟途手里的任何一样货物，都能在市场上换回成倍的利润。

何况这一次的药物简直是开天辟地头一遭。要是运回欧洲，绝对能赚得盆满钵满。

“没…没问题。”

杜克洛激动地站起身。

“请代我告诉钟总长，这出戏，我杜克洛保证会唱得很漂亮。”

华人满意的笑了笑，拉了拉头上的草帽，转身从后门离开。脚步声渐行渐远，没留半点痕迹。

两天后，新加坡公立医院。

病房里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和排泄物臭味。苍蝇在天花板上乱飞。

两张病床上躺着两个本地苦力。

左边那个大腿被码头的铁件划伤，伤口烂成一团黑紫色的烂肉，流着黄水，散发着恶臭。

右边那个染了恶性疟疾，烧得浑身抽搐，牙齿咬得咯咯作响，连胡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两个人是杜克洛花钱从贫民窟招募来的。条件谈得很明白：

治好了，给一笔护理费；治死了，钱给家属。对于这些走投无路的底层人来说，这是唯一的活路。

主治医生是个英国人，名叫史密斯。他戴着金丝眼镜，拿着病历本，站在床边不住地摇头。

“没救了。左边这个，下午安排截肢，能不能活看上帝。

右边这个，服用奎宁也只是勉强控制症状。像这种重症疟疾你们还是准备后事吧。”

病房外围着一圈看热闹的其他病人、水手、商行伙计。

这种生离死别的场面在新加坡每天都在上演，大家早就见怪不怪。

杜克洛推开人群走进去。他穿着考究的燕尾服，手里拿着文明棍，皮鞋擦得锃亮。

“医生，这两位是我商行的雇员。”

杜克洛语气夸张，用手帕捂着鼻子说道：“我不能看着他们死。”

史密斯医生无奈地摊开手：“杜克洛先生，医学有它的极限。截肢是唯一的办法。”

杜克洛突然一拍脑袋，从兜里掏出那两个小瓶子。

“我怎么忘了？前阵子在海外，从一个神秘商人手里弄到点偏方药。碰碰运气吧。”

他让护士把化脓的伤口清理干净，然后把黄色的油膏涂在化脓的伤口上。

油膏刚一接触烂肉，那个昏迷的苦力就疼得抽搐了一下。

接着，又让手下把白色的药片碾碎，和着水硬灌进疟疾病人的嘴里。

史密斯医生在旁边冷笑，没阻拦。他判定，这不过是商人的愚蠢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