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躺在病床上，心中被焦虑、不安和恐慌紧紧缠绕，仿佛无数条无形的绳索，勒得我几近窒息。

那与常英简短的电话通过后，我的思绪如脱缰的野马，肆意奔腾。我不知道她接到电话后的心情究竟如何，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她担忧的模样，那熟悉的脸庞是否已被愁绪布满？她能否承受得住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呢？

一想到两个孩子，我的心就揪得更紧了。小美正处在复习考大学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她还能有心思专注于学业吗？小洋在学校读书，又该如何面对别人的指指点点和议论呢？这书还能念得下去吗？

越想越觉得对不起他们，心中的愧疚如同沉重的枷锁，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多么渴望能立刻飞到他们身边，紧紧地拥抱着他们，给予他们安慰和力量。

此刻，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能让我出去，能让我和家人在一起，我什么都不要了。什么职位，什么曾经让我为之奋斗的目标，现在都变得毫无意义。

病房里弥漫着一股沉闷的气息，那惨白的墙壁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冰冷。窗外，夜色如墨，浓稠得仿佛化不开。星星点点的灯光在黑暗中闪烁着，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故事，而我的故事却充满了痛苦和无奈。

然而，现实却无比残酷。那些人并非想让我放弃职务这么简单，他们是要把我送进大牢，将我打成腐败分子，然后去请功领赏，或是换取提拔升迁的资本。

他们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毁我人生并让我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之上，我怎么会遭遇如此悲惨的命运呢？我又该如何最大限度地减轻这一灾难带来的恶果呢？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如同荒芜的沙漠，找不到一丝希望的绿洲。

我不知道常英能否听懂我的意思。当时我说小美二婶知道我在那里，是因为小美二婶是医生，很容易联想到我在医院。我十分想念常英及其家人，只能想出这么一点可供她们联想的信息。幸运的是，她们确实也想到了。

我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那些人既能体面下台，又不致我于死地。

我确实想配合他们，只要他们能说尽快让我回去，让家人放心，和家人团聚，我即便受点委屈也没关系。降我的职也无所谓，只要能早点出去。正是这种愚蠢弱智的思维，动摇了自己的信念，削弱了自己的意志。

正是有了这样的愚蠢的想法，在那些办案人员的威胁、欺骗、引诱、恐吓，甚至是指供、诱供、骗供的情况下，我完全失去了反映事实真相的能力。明知是编造罪证来害自己，还积极配合，只为了取得他们的欢心，争取一个好态度，把自己的命运彻底交给了他们，亲手将自己送进了深牢大狱。做出了亲者痛、仇者快，抱薪救火、扬汤止沸的蠢事。

那些人为了有人照顾我的大小便，到劳务市场找了一个刘庄乡姓刘的乡下人。这老刘大约四十多岁，不识字，长期做钟点工。他来到医院后，那些人不让他单独和我讲一句话，只在他们的指派下做事。如果发现他有一次和我单独讲话，以前的工资就一笔勾销，同时还要求他监视我。

老刘那憨厚的面容上，带着一丝无奈和拘谨。他默默地做着自己的工作，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看着他，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哀。

我们都是被命运摆弄的人，在这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如此渺小和无助。

大约在我住进解放军医院的第三天，我偶然看到医院走廊好像是常英的影子，从门边闪了一下。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满了期待和渴望，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曙光。我不顾一切地大喊一声：“是常英吗？我在这里。”

很快，常英和三弟甄荣、三弟媳余庆婵、二弟媳刘惠兰四人已经到了门口。

常英看到我头上缠着纱布，腿上打着石膏，浑身到处都包扎着伤口，泪水瞬间像决堤的洪水般涌了出来。

她扑了过来，直问那些人：“怎么把人打成这样？”她的声音中充满了愤怒和心痛，让我的心猛地一揪。那些人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无言以对。

常英拉着我的手，小声地对我说：“他们打你了吗？”我对他们说：“他们几个人打我一个，我实在受不了，没有办法。”

甄荣说：“你们办案人员应该依法办案，他有什么错，哪怕是犯罪了，也应该依法办案，不应该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