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就像一个充满变化和挑战的舞台，每个人都在上面演绎着自己的故事。

我在扬州读书，那些和我级别相当的副乡镇长们正忙着将计划物资转化为市场物资，增加乡镇的财政收入。

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诱惑，存在着以权谋私的空间。大多数家在农村的基层干部，都利用计划物资和生产一线的亲友交换，从而避免上交和劳务工。可团县委本就是清水衙门，我又在读书，根本无法获取计划的农用物资，也没办法和村组干部以及操作农业机械的人交换。

这些人仗着自己有人力、有机械，在农产品收割播种季节，故意在劳务工上刁难我。他们不要钱，就是想看我这个机关干部亲自回家干农活的狼狈样，想看我的笑话。那一张张幸灾乐祸的脸，让我感到既可恶又可笑。

其实，这些人并不十分了解我。我虽然现在已经是副科级干部，但其本质和处人与事还是过去的我。我从来不会像他们猜疑的那样把自己看成已是脱离农村农民高高在上的干部。

我依然和普通农民那样能做我过去曾经做过的一切农活。因此，我认为一直在农村做农民的堂兄堂弟们在做农活方面，也不比我有更多的优势。我照样能和他们一起挑土方，翻地除草打场插秧收稻割麦。他们能干的农活我都能干。而且可以像他们那样连续干，不怕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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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也从来不会认为我比他们有更多的优势。我希望大家无论是在家种田，还是在外面做个大小干部，都要以诚相待，和睦相处，彼此照应，共同发展。

1987 年冬季水利工程的时候，其他家里主要劳动力在外地工作无法上工的人，可以按土方出钱，不用上工。可我家因为常英和两个孩子是农村户口，有三份水利土方任务，再加上父母的，总共要完成五个人的土方任务。

我从扬州回来后，知道生产队那些人希望我亲自回来挑河工，我正好也能挤出时间，所以主观上也确实不想买土方把土方卖给别人。

我回到河口家中，那是一座温馨的小院。温暖的灯光下，常英的眼神中充满了担忧。她轻声地对我说：“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了，这土方任务可不好完成啊。”我沉思片刻，问她水利工程需要多久能完成。

常英说：“一个强壮劳动力一个星期就能完成。父亲想自己干一部分，再让妹婿邢家明找几个人帮忙干两天就能完成了。

父亲说，让你安心去学校读书，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庄上盛义那些人，就是小心眼，也就是说说而已，真要是找他们好好说，也不会太为难我们的。”我对常英说：“不管他们说什么、做什么，我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把事情做好。你和父亲都别着急，等我下星期回来。我一个人干两个三天，保证完成任务。该我们家的土方任务，我来处理，父亲年纪大了，不能再让他替我们和子女挑河工了。”

第二天，常英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分土方工程的人，他们都很惊讶：“甄皓他真的能自己来挑河工吗？”他们问常英。

常英镇定地说：“是的，他说回来挑就一定会来挑的！”

对方又问：“不找人帮忙？也不卖给别人？他要自己亲自挑？”

常英坚定地回答：“是的，他说到做到，你们放心，我们不会拖后腿的。”

可是，当水利工程到了验收前一周，别人家的工程都完成了，只有我家那五个人的任务还像“庄台”一样立在工地上。

那孤独的“庄台”，仿佛是一种无声的挑战。在那空旷的工地上，“庄台”显得格外突兀。风吹过，扬起一片尘土。

。到了第三个星期，我从苏农回来，请了三天假，加上两个星期天，一共五天。我连续苦干了几天，那艰苦的劳作，仿佛是一场与命运的抗争。

我挥舞着铁锹，一锹一锹地挖着泥土，汗水湿透了我的衣衫。我的双手磨出了水泡，但我依然没有停下。

最后妹婿邢家明来帮忙冲刺了一天，终于把这个“庄台”给消灭了。

在这个过程中，当时负责这项水利工程指挥工作的河口乡党委副书记楚顺全看到我亲自挑担挖土铲坡，赞叹道：“兄弟，你真有血性！自己亲自上阵，肩挑、脚踩、手甩、腿奔波，普通庄稼人都没你这股干劲。要是我在老家，对付这些人，我就主动低个头，花点钱请他们帮忙挑掉算了，我可吃不了你这苦，所以我从来不跟这些人硬抗硬的来，总是跟他们协商着办。”

我说：“我本来就是老农民出身，干苦力活原本就是我的强项，为什么要低头？我把土方挑完了，明天继续去扬州读我的大学。读完大学回来，我还要去干我的工作。那些想看我笑话的人，他们自己还是要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有什么可笑的呢！”

楚顺全书记听了，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赏。那竖起的大拇指，仿佛是对我的一种肯定，一种鼓励，让我心中充满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