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1月底，澳洲中部荒原。

风，干得像刀子，卷着粗粝的沙土劈头盖脸地砸过来，打在人裸露的皮肤上，生疼。

陈守山站在路基高台上，脚下，是刚刚铺设校准好的锃亮钢轨。

四年了，他从一个带着几百号人的工段长，一路摸爬滚打，如今已是东部铺轨总领班。

他带着手底下几支工段队伍，硬生生把这条钢铁大动脉，从东海岸一路往西，推进到了这片鸟不拉屎的中部荒原。

他眯起眼睛，望向远处被热浪扭曲的地平线。那里，正扬起一片漫天的黄土。

那是西澳方向的铺轨队伍。两边的人马，今天就要在这片荒原的中心碰头了。

底下的工友们早就按捺不住了，嗡嗡的议论声压过了风声，一张张被晒得黑红脱皮的脸上，全都是亢奋。

这条要了无数人半条命的铁路，终于他娘的要铺完了。

陈守山咧开干裂的嘴唇笑了笑，扯起脖子上的毛巾狠狠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泥。

那条毛巾早就看不出本色，硬邦邦地结着盐霜，散发着一股馊臭味，但他却浑不在意。

回想这四年，真是一场磨难，也是一场造化。

1889年6月，他带着老婆杨氏和儿子在墨尔本登岸，接手第八工段。

当时上面喊的口号是“三年贯通”。

可真把脚踩进这片荒原里，他才知道这活儿有多艰难。

夏天的时候，太阳毒得能把人烤干。地表温度烫得能烙饼，穿着胶底鞋踩在碎石上，站着不动，一会就有点烫脚。

最难熬的是缺水，后勤的水车送不上来，每人每天就配发一军用水壶的水，喝完了？

那就只能干熬。工地上十个人里有九个嘴唇是裂开的，流出血，结成黑红的血痂，稍微一张嘴，又撕裂开来。

遇到那种炸药都崩不透的硬岩层，铁镐砸下去直冒火星子，虎口震得崩裂流血。

炸药金贵，用量卡得死死的，崩不开的地方，就得靠人光着膀子，抡起大锤砸钢钎，一寸一寸地往下凿。

更别提那些要命的疫病。痢疾、疟疾、热射病，人一旦倒下，就像抽了骨头一样，很难再爬起来。

不过，死在这条路上的，绝大多数都是那些白人重刑囚犯。

华工这边的待遇和物资供给，那是钟总长亲自定下的铁律，好得没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