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11月中旬，闽南，漳浦县下辖的一个渔村。(别问我马刀他们怎么不被清庭查，这个比较敏感，我不想再进小黑屋，再说有钱的话在清庭啥不可能！狗头保命。)

村子叫后厝，百来户人家，靠海吃海，穷得叮当响。村口一棵老榕树，树根都翻到地面上了，底下蹲着几个补网的老汉，看见陌生人进村就不补了，眼睛跟着人走。

马刀没走村口，避免麻烦。

他从后山绕进来的，身边只带了两个人。一个叫阿贵，漳州本地人，闽南话讲得比官话溜；另一个叫铁生，个子矮，但脚程快，专门跑腿送信。

三个人穿的是本地布衣，草鞋，斗笠压得低。马刀腰间别了一把短刀，用布缠着，外头看不出来。

到村里之前，阿贵已经提前三天打过底了。

后厝村有七户人家，男人被卖去南洋做工，至今没有音信。其中三户，男人的名字出现在博斯城的矿工名册里。

马刀手里捏着名册副本，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陈亚水，漳浦后厝人，妻林氏，一子。”

“黄细仔，漳浦后厝人，母郑氏。”

“吴阿根，漳浦后厝人，妻张氏，二女。”

阿贵带路，先去了陈亚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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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的房子在村尾，土墙，瓦片豁了好几块，门口堆着干柴和破渔网。门没关，里头传出小孩的咳嗽声。

阿贵用闽南话喊了一声：“有人无？”

一个女人从里头出来。三十岁上下，瘦，颧骨高，手上还沾着灶灰。看见三个陌生男人站在门口，往后退了半步，一只手摸到门框上。

阿贵赶紧说：“阿嫂莫惊，阮是你丈夫陈亚水的工友，从南洋回来的。”

女人不说话，眼睛盯着他们看。

马刀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信封里有一根红绳。信封上写着“陈亚水寄”，字迹工工整整——矿工登记的时候由文书代写的，但名字是陈亚水自己摁的手印。

“这是你男人的信，和信物。”

女人接过去，翻来覆去看了两遍。她不识字，但认得那根红绳。

她盯着手印和红绳看了很久，手指头在红绳上摸了一下。

女人缓缓的蹲在地上，信捂在胸口，肩膀一直在抖，显然是在哭，但哭不出声。

这时屋里那个小孩跑出来了，七八岁，光脚，鼻涕拖到嘴边，拉着他娘的袖子问：“阿母，你怎了？”

阿贵蹲下来，跟那孩子说：“你阿爸没死，在南洋做工，赚了钱，要接你们过去。”

小孩听不太明白，但“阿爸”两个字他懂，扭头看他娘，又看看马刀，嘴巴张着，不敢问。

马刀没再多说。把信留下，告诉林氏，三天后到县城南门外的客栈去找一个叫“顺记杂货”的铺子，登记手续在那里办。带上孩子，带上能带的东西，路费、船费全免。

走的时候，林氏追出来两步，问了一句：“他……真的还活着？”

“活着。在矿上干活，身体硬朗。”

她没再追了。站在门口，把那封信举到眼前，对着光，又看了一遍那个手印和红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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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家，黄细仔家。

门关着。敲了半天，隔壁邻居探头出来说：“郑婶去码头帮人洗衣裳了，天黑才回。”

马刀留了信，让阿贵晚上再跑一趟。

第三家，吴阿根家。

这家情况不一样。张氏还在，但人不在村里。邻居说她去年就带着两个女儿搬到县城讨生活了，在一间染坊做帮工。

马刀记下地址，没多留。

后厝村总共待了不到两个时辰，三户人家，落实了一户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