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八八四年的日历翻过最后一页,南半球的夏天迎来了最暴烈的骄阳。
西澳从一月开始进入旱季,也是最核心的夏收时节。
博斯城外,沿着新修的水利沟渠,五十多万亩春播作物铺到了地平线尽头。
钟途站在高地上。农牧厅长张守田戴着草帽,晒得脱了一层皮,手里捏着厚本子扯着嗓子汇报。
“土豆产量大爆!十二万亩土豆,均产超过1100斤!这东西能当主粮,窖藏在地下,吃两年都坏不了。”
张守田翻过一页纸,“三十万亩大小麦,也稳住了。脱粒机连轴转了半个月,十几个仓库全堆满了。另外五万亩苜蓿草割了第一茬,晒干打捆。”
高地下方,漫山遍野的人群正在抢收。没人喊累,很多曾是流民的华工看着挖出来的拳头大的土豆,都在抹眼泪。
饿怕了。
“钟哥,”张守田眼珠子通红,那是连熬十几个通宵熬出来的,“前天我又划了片地。借着入夏前的水气,把各矿区厂区闲下来的一两万人分批撒扯出去,加上原有的开荒人数,开荒任务按时完成了。总耕地,突破了一百万亩!”
钟途看着下方金黄与深棕交织的大地。
一百万亩。
这十五万华工,算是真正在这片红土地上把根扎下了。只要粮仓是满的,英国人不管从海上封锁多久,这里的人都不会乱。
“定个规矩。”钟途看着张守田,“口粮必须死保两年以上的库存线。剩下的土豆可以配给下去给底下人养猪、养鸡、养鸭。给他们配点肉食,干活才有油水。”
话音刚落,一匹快马从博斯港方向疾驰而来。骑手是个年轻的巡警,翻身下马,跑到钟途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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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长!李厅长请您回城!南洋的船,到了!”
一月中旬。七千名南洋移民,经历了两个月的颠簸,分乘七艘中型客货轮,驶入了博斯港。
博斯码头上,李书堂安排了八百名巡警拉起警戒线。三百口大铁锅在空地上支起,白粥翻滚,里面切了咸菜丁和猪油渣。
这七千人,不是被骗来的猪仔。
他们在南洋登船前,看过那份盖着总长印章的《移民章程》。包路费、包口粮、分土地。
跳板放下。
走在最前面的,是拖家带口的男人。很多男人肩上扛着木匠的锯子、铁匠的铁锤,女人背着包袱,牵着孩子。
下船的人群带着长途航行的萎靡,但眼神里没有绝境中的呆滞。
“排好队!一户领一块号码牌!”李书堂拿着铁皮喇叭,站在高处喊,“拿了牌子,先喝热粥!喝完粥,按号码去登记处,分房子、划地,划完地,开荒出来就是你自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