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二日，辛加坡，丹戎巴葛码头。

午后的日头毒得发白，铁皮屋顶底下闷出一股子馊味。

码头上照旧是人挤人，马来搬运工光着膀子扛麻袋，印肚商贩蹲在阴凉处拨秤砣，乱七八糟的语言搅在一起，吵得人头皮发麻。

沈钦安蹲在一根系缆桩旁边，手里捏着半张旧报纸，裹了两个冷饭团。

他刚从倒闭的范德伯格化工作坊出来，荷兰老板欠了他三个月工钱，末了甩下一句“公司没钱了，你走吧”，连个收据都没给。

饭团是馊的，米粒发黏，他咬了一口，忍着咽了。

汽笛响了。

不是商船的短促两声，是军舰才有的长鸣——低沉、拖拽，沉闷得压人。

港湾入口，一艘挂米字旗的运输舰正缓缓靠岸。

灰漆斑驳，水线以下糊满藤壶，烟囱冒出的黑烟稀薄无力。

跳板放下来。

先下来的是担架。

一副，两副，五副。

担架上的人裹着脏绷带，有的闭着眼，有的睁着眼却什么都不看。

然后是能走的。

他们穿着曾经是红色的军服，褪成了说不清的土褐色。

走路的样子不对——膝盖弯着，脊背佝着，脚掌在地面上拖。

沈钦安见过这种走法。矿山里干了三年苦活的矿工，就是这么走路的。

码头上安静了一瞬。马来搬运工放下麻袋看，印肚商贩也不拨秤了。

戴英宪兵拉起绳索隔人群，但几千双眼睛挡不住。

“西边回来的？”

旁边一个马来工人用蹩脚英语跟同伴嘀咕，“打华人，打输了。”

“多少人去的？”

“听说三万。”

第二艘运输舰靠上了隔壁泊位。同样是担架、伤兵、活死人。

有个年轻士兵走到跳板一半，腿一软，直接跪下去了，后面的人绕过他，没人扶。

沈钦安手里的饭团凉了。

他数了数两艘船下来的人。不到四千。后头还有几艘在排队进港。

三万人去，能回来多少？

人群里的议论声越来越大。

“签了条约，西澳归华人了。”

一个广府买办压低声音，扇子摇个不停，“电报都发了，总督府的人脸色难看了好几天。”

沈钦安把剩下的饭团塞进嘴里，站了起来。

华人打赢了戴英帝国的正规军。

这句话在他脑子里翻来覆去，怎么都停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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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下午，码头另一头。

埃里希·鲍尔正趴在一条马来渔船的船底下，锤子敲着一块翘起来的铜皮。

四十三岁，基尔造船厂出身。

蒸汽机装配、船体设计、锅炉维修，干了十八年，拿过帝国海军的技术嘉奖令。

然后经济萧条，船厂裁员，他被踢出来。

辗转到南洋，从修大船变成修渔船，从修蒸汽机变成修渔网绞盘。

汽笛声传过来的时候，他从船底钻出来，擦了把脸上的油污。

他看见了那些戴英兵。

鲍尔在基尔待过，见过普法战争后法军战俘的模样。

眼前这些戴英兵的状态，比当年的法兰国战俘还差。

这不是小规模冲突，这是一支远征军被整建制打崩了。

他在码头站了很久，一句话没说。

晚上回到棚屋，他翻出一张旧海图，手指沿航线划到南澳大陆西海岸。

博斯港。

手指在那个位置停住了。

能把戴英帝国三万人打成这样的地方，一定在造东西。造东西就需要人。需要懂机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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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六日。

一个多月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