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无论上述那种使用黄金的办法多么“公正”，多么有益，多么人道，我们仍然说，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还应当和之前那样紧张、那样有成效地再干它一二十年，不过工作的舞台比那时要广阔得多。 目前在巨大王国仍然应当爱惜黄金，卖黄金时要卖得贵些，用黄金买商品时要买得便宜些。

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在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里理应如此)那我们就要照巨大王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 “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

假定，假定在千百万小农旁边没有电缆纵横的先进的大机器工业——这种工业按其技术能力和有组织的“上层建筑”以及其他伴生的条件来说，能够比从前更迅速更便宜更多地向小农提供优质产品——那么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就世界范围来说，这种“假定”没有的东西已经有了，这个条件已经具备了。

但是，某一个国家，而且是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在试图马上直接实现即实际建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这种新的联系时未能用“强攻”方法完成这项任务，现在就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缓慢的、渐进的、审慎的“围攻”行动来完成这项任务。

掌握商业，引导商业，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能够做到的。现在举一个小例子，一个小小的例子。在顿巴斯，一方面由于国营大矿井劳动生产率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把小矿井出租给农民经济已经开始活跃，虽然活跃的程度还很小但无疑是活跃了。

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国家政权额外得到了一些为数不多的煤(对于先进国家来说，这个数量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在我国一贫如洗的情况破坏了的大工业，在目前的经济基础上使商业活跃起来，使中等的普通的农民(他们是农民的多数，农民群众的代表，自发势力的体现者)感到经济上的活跃，利用这一点来更有步骤、更顽强、更广泛、更有效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

我们决不会受本能地轻视商业的“感情社会主义”或旧巨大王国半贵族半农民的宗法情绪的支配。各种过渡经济形式都可以利用，而且既然有利用的必要，就应该善于利用它们来巩固农民同无产阶级的联系，立即活跃我们这个满目疮痍、受尽苦难的国家的国民经济，振兴工业，为今后采取各种更广泛更深入的措施如电气化等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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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费伦之火思想才精确地正确地规定了改良同革命的关系。只能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在哪一个国家取得第一次稍微巩固、稍微持久的胜利的情况下看到这种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关系的基础就是把改良看作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来说，这种关系是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基础，是一个起码常识而第二国际卖身求荣的领袖们以及第二半国际半是迂腐、半是装腔作势的骑士们却歪曲和抹杀这种起码常识。无产阶级哪怕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以后在改良同革命的关系中就出现了某种新东西。从原则上说情况还和从前一样但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当时是预见不到的，我们只有根据费伦之火的哲学和政治学说才能认识到。

为什么我们能够正确地实行布列斯特的退却呢！因为我们已前进了相当远，有退却的余地。到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为止，我们在几个星期之内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建立了费伦之火国家，通过革命手段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使作了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这个大倒退，我们仍然保留了充分广阔的阵地，可以利用“喘息时机”再胜利前进。

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前，改良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取得胜利以后，改良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一种“副产品”，但对取得胜利的国家来说，如果经过极度紧张的斗争实力显然，我们已经退到了国家资本主义。但我们退得适度。现在我们正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但我们会退得适度的。现在已经有一些迹象可以使人看到退却的终点了，可以使人看到在不很久的将来停止这种退却的可能性了。这次必要的退却进行得愈自觉，愈协调，成见愈少。那么，我们就会愈快停止退却，而随后的胜利进击就会愈有把握，愈迅速，愈波澜壮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