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组之外的所有与会者都清楚：“缺乏足够多的、合格的、目前只有希羽组研究所才能培养的科研秘书”以及“对内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改革，以期让中科院可以自给自足”这两个都可以作为合适的答案。

但他们没有人说出口。

而调查组追问第二批人紧接着被询问“你们需要的科研设备和科研耗材需要如何才能获取？是否可以自己研发？”时，同样得到的是沉默。

当调查组转向第三批人之中、来自中科院数学所和系统科学研究所的几位学部委员和教授级研究员时，被询问了“曾在你们两个所工作过的彭天木和薛若琳同志，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抛下在中科院的工作和职务，转而前往希羽组研究所？”的他们仍旧无法作答。

调查组随即对上述情况产生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和高度警觉。

然而，这只是开始。

随着对希羽组研究所的分阶段调查结果被逐步反馈到董钊等中科院调查组成员手中，他们立刻发现问题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大——

至少有四次针对希羽组的刺杀被完全指向某些学部委员级重要人物，甚至有两次刺杀可以指向此时仍是中科院数学所领导班子，只是目前“希羽组研究所即使在拥有一系列铁证的情况下，仍旧不能完全确定这种更深的指向是否真实”。

于是，在这种高度紧张的环境下，身为数学所所长的华罗庚的原定行程受到了影响——按照原定安排，他本该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邀请，于1983年10月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活动。但这次行程最后不得不被无限期推迟。

此后，当华罗庚等人仍旧在紧张氛围中坚持科研和教学工作，以及来回讨论改革方案时，日历迎来了10月9日。

这天，夏希羽在比利时又一次遭到刺杀时，董钊等人又从在浦江的希羽组研究所调查组发来的电报之中，获知了“中科院系统的多位学者为表达对希羽组研究所向外发放贷款行为的反对，指使、教唆在海外的公派留学生或海外亲属对夏希羽一行人进行刺杀，且有部分科研人员为刺杀行为提供了资金支持”在内的、更多骇人听闻的真实消息。

因此，随着之前不确定是否真实的指向变得完全确定，包括华罗庚、王元在内的二十多位有高度涉案嫌疑的学者随即连自己的党员身份都变得岌岌可危。

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比较顺利，那就是两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