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会之上，双方唇枪舌剑。皇帝征询上官守业的意见。

上官守业出列，依循父亲当年的思路，沉稳奏对：“陛下，用兵乃国之大事。臣以为，当先审度国库是否充盈，边军是否精锐，民力是否可堪负担。近年来各地时有灾荒，国库虽无大亏空，亦非十分充裕。且据边报，敌酋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似有分化之机。此时若大举兴兵，恐非最佳时机。不若一面加强边备，操练士卒，囤积粮草；一面遣能言善辩之士，行分化瓦解之策，待其内乱，或可收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效。”

这番言论，有理有据，既指出了用兵的风险，又提出了积极的备选方案，本是老成谋国之言。然而，却同时得罪了双方。主战派认为他怯懦误国，主和派又觉得他“加强边备”之言仍是主张花费钱粮，而“内廷”势力则因其阻碍了他们的财路而暗生怨恨。

下朝后，大太监魏瑾的心腹、一名负责采办宫廷用度的小太监，在宫门外“偶遇”上官守业，皮笑肉不笑地说道：“上官大人今日一番高论，真是老成持重啊。只是这战机稍纵即逝，若因大人一番话而贻误，不知大人可能担当得起？”

上官守业心中一凛，知道这是来自“内廷”的警告。他面色不变，淡然回道：“本官只是据实奏对，为国谋划。至于是否贻误战机，自有陛下圣裁，非你我臣子可以妄断。”说罢，拂袖而去。

回到府中，上官守业心情沉重。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父亲当年所面临的“如履薄冰”是何等滋味，甚至尤有过之。如今的对手，更加不择手段，更加难以捉摸。

就在上官守业在朝中面临压力之时，家族内部也出现了波澜。

次子上官守谦，自幼聪慧，才华横溢，但性子比其兄更为跳脱张扬，少了几分沉稳。他科举入仕后，外放为官，因能力出众，政绩斐然，被调回京城，任职于户部。户部乃是钱粮重地，也是各方势力渗透、利益交织最为复杂的衙门之一。

守谦年轻气盛，锐意改革，看不惯户部内部一些积弊和人事上的盘根错节，加之其兄身为礼部尚书，他自觉有所依仗，行事便少了许多顾忌。他不仅公开批评某些同僚因循守旧，还试图推行一系列旨在提高效率、堵塞漏洞的新政，这无疑触动了许多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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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关于上官守谦“年少轻狂”、“结党营私”、“沽名钓誉”的流言开始在京城官场散布。更有甚者，有人将匿名弹劾的奏折递到了都察院，罗列了数条“罪状”，虽大多捕风捉影，但在“内廷”势力的推波助澜下，也引起了一番风波。

消息传到上官守业耳中，他又惊又怒。惊的是弟弟如此不智，授人以柄；怒的是那些背后中伤之人，手段卑劣。他立刻修书，将守谦严厉申斥一番，命其即刻收敛言行，闭门思过。

然而，守谦接到兄长书信，心中却大为不服。他认为自己一心为公，并无私心，兄长如此谨慎，简直是懦弱。他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在与人饮酒时，发了几句牢骚，言语间对朝中某些“尸位素餐”之辈颇多不满。

这些话，很快又被添油加醋地传了出去。

这一下，连累到了上官守业。魏瑾等人趁机在皇帝面前进言，称上官兄弟一个在礼部“持重”不言，一个在户部“锐意”揽权，看似不同，实则内外呼应，其心难测。更有甚者，翻出旧账，暗示当年上官乃大晚年插手临州赵文昌一案，亦是倚老卖老，干预地方政务。

皇帝虽未全信，但对上官守业的信任，难免产生了一丝裂痕。一次御前议事，皇帝看似无意地问起：“上官爱卿，朕闻令弟在户部颇多建树，只是这年轻人为官，锋芒太露亦非好事，还需爱卿多加教导才是。”

上官守业闻言，冷汗涔涔而下。他知道，这已是非常严厉的警告。家族面临的危机，远比想象中更为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