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那么想加入华夏大家庭，是因为面对现实的威胁，那就是与自己国土接壤的楚国。楚国在中原这些诸侯国看来，一直以来就是‘南蛮之地’，所以吴国觉得如果自己能加入华夏，那就是有了帮手啊。

在吴楚战争中，吴国打败了楚国，并北上与中原诸侯们的老大哥晋国国君会盟。这是吴国的高光时刻，也是亡国的导火索——越国趁着吴王夫差北上，迅速包围了吴国国都，并灭了吴国。但是很有意思的是，紧接着越王夫差也北上会盟去了。

会盟的意义何在啊？真是吴、越两国认为自己厉害了，能称霸诸侯，当华夏的‘长子’吗？显然不是，他们只是希望北方的‘华夏同盟’认可他们成为新成员。而自此吴越大地，也就正式加入了华夏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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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吴国一样，越国自称是夏王子少康的后代，西北的秦国与南方楚国，其王室都自称是五帝之一颛顼的后代。塑造这些历史，并不是他们吃饱了闲得慌，根本上来说都是为了加入华夏大家庭——毕竟搁谁也不想被称为蛮夷之地，对吧？

在西周时，还只是给周王室养马的秦国，最终统一的六国，华夏文明第一次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实体。但是很可惜，秦朝亡得太快，没能继续为华夏开疆扩土。而这个历史重任，也就交到了继承秦朝的汉朝手里。

汉朝是古代华夏边缘的第二次重大调整。直到宋朝，乃至我朝(高务实这里指明朝)时期，古代中国人对华夏的想象，仍然是汉代打造的那个版本——顶多是2.0或者3.0，升级了一点或者加强了一点，但大致上没有太多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在想象华夏的时候，会用‘蛮夷戎狄’给华夏画出一个边界，汉代人是怎么想象华夏的呢？在汉代人的观念里，他们同样是被四方异族环绕的，因此对待不同边缘族群，汉帝国采用了不同的措施。

我先说北疆地区，这里是华夏边缘最先出现的地方，也是华夏和异族分隔最明确的地域。由于气候原因，长城以北是游牧经济，长城以南是农耕经济。游牧民族无法通过自身发展来养活自己，南下抢劫就是必然的，这就是造成了游牧和农耕两个民族不可调和的矛盾所在。

在汉帝国之初期，国力还比较羸弱，只能用金钱买和平。等汉帝国强大后，开始主动出击，不仅击退匈奴，还占领了长城以北部分地区，把这些地区作为军事缓冲带，不仅自己驻军，也让归降的胡人帮忙守卫边疆。

但是不管怎么说，汉帝国的北方边界，一直没有突破长城的基本管控范围，华夏在北方扩张，也就到头了。而在汉帝国的西部边缘则住着羌人，羌人居住的河谷地带可以进行农业生产，于是汉帝国便主动出击侵占羌人土地。

羌人当然敌不过强大起来的汉帝国，于是一琢磨：既然打不过，那就融入吧。于是羌人上层阶级也用到了‘历史记忆’这个工具，把本族和华夏的上古先人联系起来，而汉帝国为了确保统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也承认了他们的‘历史记忆’。通过这种方法，汉帝国拓展了华夏的西部边缘。

相较于北方，华夏在南部的边界扩张就比较顺利了。南部的扩张，具体是越、滇、夜郎，和南方山区部族。越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那会儿统称为百越。滇和夜郎则在云南贵州一带。南方山区部族，就是那些分布在连绵山脉的各部落。

南部和北部不一样，南部的耕地环境总体而言非常好，汉帝国自身就是一个农耕帝国，儒家那一套思想推广过去，搞得非常顺利。当然，在这个军事扩张和文化推广的过程中，塑造‘历史记忆’这个传家宝自然是少不了的。

在东汉的会稽郡，也就是今天浙江、福建一带，人们强化了‘舜，东夷之人也’这种说法。当地人认为，华夏上古贤君舜，其实与会稽的民众有血缘联系，所以会稽郡的人也属于华夏系统。

还有西南的蜀郡，也就是今天四川成都一带，当地则流传‘禹兴于西羌’的说法，也借此摆脱了华夏边缘的地位，成功加入华夏大家庭。

不过，在一些不便快速推进农业生产的南方山区、西南山区，汉帝国就得多花点力气。这些地方实行农、牧、渔、猎混合经济，汉帝国农民就渗透到这些地区，尽可能占领河谷和低地，商人则在这些地方收购土产，并雇佣当地劳工，而汉帝国的地方官员则通过各部族首领来收取当地赋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