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灾、旱灾、地震或者蝗灾爆发的灾荒之年,使本已经被繁重的赋税、沉重的徭役所折磨的生活,难以为继的百姓更加穷困潦倒,无以为生。最终,只有举起大旗,揭竿而起才能寻求新的出路。
柔桑采尽绿荫稀,芦箔蚕成密茧肥;聊向村家问风俗,如何勤苦尚凶饥。去秋东出汴河梁,已见中州旱势强。日射地穿千里赤,风吹沙度满城黄。
终究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兴则大兴土木,亡则兵祸连结,不论“兴”、“亡”受苦的都是百姓。
大定是富,一座汴京城傲立于世,但是怎样而来的呢?
俗话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但在崇宁朝这就成为了皇帝蒙蔽双眼的愚蠢。蔡京为了让崇宁帝看到自己的能力和成就,要求将全国所有的资源全部放在京师,也就是举全国之力打造一个繁荣昌盛、祥和安宁的京师。这项要求的结果的表面今皇帝高度满意,但背后却是加持在各地老百姓身上的又一道沉重枷锁。
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富者:迩来乘富贵之资力者,或夺人之田以为己物,阡陌绳联,弥望千里;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为开辟以来未之有者。
贫者:为了避免家庭人口过多带来的沉重负担,江南甚至盛行杀婴习俗,虽有敕“生子而杀,刑名告赏”但见效甚微;苏轼亦言“鄂岳间田野小人,例至养二男一女,过此则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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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定之所以对外军事无力,除了军事制度的束缚外,经济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打仗就要花钱,如果向豪门富户征取,会造成官僚与地主阶级离心离德,由此导致常氏的统治基础不稳;那只有向本已赤贫的老百姓征收,反过来进一步迫使贫民依附于“巨室”,土地兼并再一次恶化。
简而言之,大定确实繁荣,不过那只是属于地主阶级和文人的专享。
而大定承五代遗制,将乡村主户,按财产多少,划分为五等,一、二、三等户为上户,其中,二、三等户也称中户,四、五等户称下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