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初年，对应科举考试的考生入场的搜查比较宽。太祖曾说：“此已歌《鹿鸣》而来者，奈何以盗贼待之。”《鹿鸣》是《诗经》尔雅的第一篇，是贵族的宴会诗。《诗序》中说：“宴群臣嘉宾所用的乐歌。”乡试发榜后，各省均举行“鹿鸣宴”，宴请中试的举人。太祖的意思是说，参加会试的举人都是经过各省选拔出来的品学兼优的人才，应尊重他们的人格。所以，在洪武年间，会试搜查考生的办法没有实行。由于放松检查，考生作弊的现象时有发生；至仁宗朝末年，入场携带作弊物品的情况日益严重。仁宗皇帝始命添设御史两员，专司搜检，其犯者，先荷校(戴枷)于礼部前一月，仍送法司定罪。从此之后，搜查十分严密，甚至要解衣脱帽。对于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沈德符在《野获篇·科场》中深表感慨：“四十年来，会试虽有严有宽，而解衣脱帽，一搜再搜，无复国初待士体矣。”

这当口，有辱斯文也是顾不上了，脱呗。

会试搜检与乡试大同小异，考生所带考具均有规定，如帽用单毡，鞋用薄底，砚台不得过厚，笔管不得镂空，食物必须切开等。

小主，

会试，既有主考官及同考官，又有礼部官监试二人，在内御史，在外按察司官。会试，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俱有定员，各执其事。

相对于乡试，搜检官显然是更“文明”些，毕竟这批举人中注定有不少人会成为“上官”，虽不致怀恨在心乃至秋后算账，但这脱衣之辱怕还是会记着的。稍客气些，相亲相爱一家人嘛。再者，到了会试，其实也不大可能去钻营舞弊，性价比不高，得不偿失啊，一旦发现，被打回原形，万事皆休矣。

”募善书者，蝇头书金箔纸上，每千篇厚不及寸，或藏笔管，或置砚底”，“用油纸卷紧，束以细线，藏粪门中”，“其场内供应人役，或预将文字埋藏号仓及出入处所或巧为传递，成外帘官与诸生认识馈送饮食”……此般怀挟小抄之人尽皆知，不可再用，东施效颦也。

“乙卯科监生沈同和，吴江人，在场两人代笔。太平县秀才杜应命作经文四篇，讲过银一百两。”

枪替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就是枪手，不过这又有两种情况，其一，是找人直接替自己考试，其二，是买通考官将其他所雇之人和自己分在同一考场，替自己答题。前者比较困难，除非是双胞胎了，后者成功几率很大，而且有成功的案例。

冒籍这和某世的高考移民很相似，即不在本户籍地考试，而到他乡考试。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当时实行南北两卷，地区间差异很大，有人在本地考不上，去其他地方轻而易举的就能中，还有就是有的考生在本地劣迹斑斑就去冒籍去其他地方报名等，在此时这种情况很常见。

漏题一些考官将试题泄露给考生，提前做准备，即使在今天也出现过不少重大考试的是试题泄露的事情，这种事情更为常见，譬如“于休哉”。

割卷割卷又称活切头，“所谓‘活切头’者，以甲卷之面移作乙卷，移花接木是也。”具体操作办法是考生提前买通考场考场官员弥封、誉录官甚至是阅卷官等。他们将甲乙两份试卷的卷面割下来，再将私刻的假印加以检验，后将甲卷的卷面粘贴至乙卷之上，这样就使得甲乙二人试卷互换了。

明确考官的职责大定在前代防范科举舞弊的措施上，进行了完善，其中在科举考试官职的设置上比前代更多，而且有明确的职责划分，相当的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