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安说：“还有一点，也是之前的案卷中没有提到的。

我认为凶手每次开枪的角度距离位置，都在慢慢调整。

他在学习，他在完善他的流程和手法。

也许他见过杀人，他在模仿杀人，他想一枪精准命中受害者脑干。

他经过了四次的练习。

他在练习当一名合格的刽子手。”

赵耀说：“他把杀人当成了一项事业。

这个事业让他热血沸腾。

被害人在他心里不是人，而是殉道的物件或者标志。

他这样的人，即使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杀人，也会千方百计地教唆或诱导别人杀人。

但他需要那个人经过训练，要和他一样将杀人当信仰。

总有一天，会有另一个和他作案方式相同的杀手再出现。

另外，刚才你提到凶手作案时的仪式感，这种仪式感可以表现为，他在正义化、合理化自己的杀戮行为。

也就是说，他不是因为扭曲的正义感而杀人，而是有杀人冲动，然后用正义感来做幌子。”

题安说：“二者在凶手的犯罪心理上有着明显的不同。”

赵耀说：“凶手犯罪冲动心理的形成时间不同。

虽然都与个人经历有关。

因为过度的正义感形成的杀人冲动，与杀人前不久的经历有关。

而因为本身有了杀人冲动将自己的杀人行为正义化，则与早年的个人经历有关。”

欧阳台说：“那就是早早形成反社会人格，还是杀人前形成反社会人格的区别对吧？”

赵耀说：“对。”

题安说：“赵心理师的侧写十分重要。

十九年前，我们还没有犯罪心理侧写研究，无法推测犯罪嫌疑人作案时的心理状态，无法辨别犯罪嫌疑人的人格特征，无法追寻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痕迹。

侦查一直围绕着死者的社会关系，非法制造枪支弹药的嫌疑人，寻找目击证人不停打转。

因为案件和作案，受害人和凶手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常规的侦查手段对付这种案件就有点力不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