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国至魏晋南北朝期间，国际航运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公元一世纪，罗马水手希帕努斯在印度洋上发现信风，从此欧洲商人打通了印度洋的航路，使印度洋上的交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变了过去大秦或埃及要依靠阿拉伯人才能与印度往来的局面。
外国商船往返于中国、南洋群岛和印度之间，逐渐的增加。
《梁书·南海诸国传》说:“晋代通中国者盖鲜，故不载史官；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始为之传。自梁革运……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成书于三世纪中叶的《魏略》,已知有“乌迟散城”了(即埃及的亚历山大港)。
《魏略·西戎传》还注明大秦有海道通中国，即经印度支那半岛海岸而至广东。当时罗马所需要的丝绸，完全依靠中国进口。
戴维逊在《古老非洲的再发现》一书说:“中国货早在公元初的确运到了红海和地中海，……还有中国、罗马的交易。
不过，这些交易同大多数贸易一样，其货物要经过多次的驳运。”(参见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
当时航行在南海的除中国船外，尚有波斯舶、天竺舶和扶南舶。这些船“大者长二十余丈(四十六至五十米)、高出水三二丈（十一、十二多米高），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
不少的“外徼人(即外国人)随舟大小，式作四帆，前后沓载之。有卢头木，叶如，形长丈余，织以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增减之，邪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
至于扶南国,在范蔓为王时，早已“治作大船，穷涨海(即南海)。”《梁书·中天竺传》亦记载其后王“范旃遣亲人苏物使其国(即中天竺国),……历湾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
据《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一引康泰《吴时外国传》称:“扶南国伐木为船，长者十二寻(二十二至二十四米)，广六尺，头尾似鱼，皆以铁镊露装，大者载百人。人有长短桡及篙各一，从头至尾，约有五十人至四十余人，随船大小，行则用长桡,坐则用短桡，水浅乃用篙，皆撑上应声如一。”
可见当时国际上无论是造船技术或航海技术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船舶抵御风浪的能力大大加强。
因此，船舶可以选择较为快捷的线路直航广州，广州港的国际贸易也因此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西晋泰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大秦王遣使至中国，到达京城洛阳，是循海道由广州登陆的。
《艺文类聚》卷八五《布部》晋殷巨《奇布赋及序》对此有记载:“惟泰康二年，安南将军广州牧腾候作镇南方……大秦国奉献踩，来经于州,众宝既丽，火布尤奇。”
这里记载的“来经于州”，即广州，说明随着东南沿海的经济开发，广州又成为当时的市舶要冲了。
但是，西晋是一个极其短促的王朝，公元二八零年从晋武帝灭吴，重新统一中国开始，至公元三零零年八王之乱止，中间只经历了还不到二十年的短智统一，又出现了十六国之乱和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公元三一六年，西晋灭亡。三一七年,晋宗室司马容被推戴为晋皇帝，在长江以南建立起东晋政权，以后又经历宋、齐、梁、陈四朝的更选，史家称为南北朝时代。
前后共二百七十二年在这二百多年的战乱中，黄河流域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下，经济遭到很大的破坏，但长江以南却加快了开发的步伐，而广州港也在这一时期中，再次屹起，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
分析广州兴起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南方自东晋政权建立以来，与北方连年战乱对比，其局势还是比较安定的。同时又是由汉人建立的政权，所以北方汉族大批南逃，带来了先进的文化、技术，这就加速了江南的经济开发，使南方经济在两汉和东吴的原有基础上，发展起来，为广州港的经济繁荣带来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是、北方连年的战乱、东南经济的开发，世族大家的南渡和东晋、宋、齐、梁、陈定都南京，都引起了全国外贸市场的转移，即进口商品较多或大部在江南一带推销。就是北方所需要的舶来品，亦多数从南方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