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看来，这次警队反腐，引发警队暴动，根本就无解，只有通过军队强力镇压才能一劳永逸。

杜永孝放下咖啡，抬头睥睨一眼众人：“很简单，特赦令！”

“什么，特赦令？”

麦理浩等人一脸愕然。

……

上一世，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前，香港的反贪工作一直由香港警方负责，而警方本身就极其腐败，这一方面导致腐败案件很难真正得到查处，另一方面也使反贪工作日益失去民众的信任。

毫无疑问，反贪权对警署来说意味着巨大的寻租利益。反贪权的交出，使警署失去利益的同时也失去了随心所欲腐败的便利条件，故引发警方强烈反弹。

大名鼎鼎的“葛柏案”发生后，廉政公署一直以警方的腐败作为主要的查处对象。至1976年，成立两年的廉政公署就在香港警队内挖出近20个腐败集团，数名高级警司被捕，数百名各级警员被捕或被通缉。

1977年9月至10月间，廉政公署对尖沙咀警署采取了一次大规模的行动，有260余名警员被逮捕，其中有22名警司或总警督一级的高级警务人员。

事实上，虽然警员当中有一部分是被动或偶尔一两次受贿，但廉政公署也有可能查办惩处他们，这在香港警队造成了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慌局面。

1977年10月下旬，1万多名警察联名向警务处长控诉他们对廉政公署的不满，表示政府如不制止此事，他们将集体罢工。警务处长转告港督后，却遭到港督的怒骂。

1977年10月28日，数千名警察游行抗议廉政公署对警察的“清剿”，近百名警察冲进廉政公署，毁物伤人。其他警察对此纷纷呼应，准备再次冲击廉政公署和港英政府。

事态的发展成为一道摆在港督面前的两难选择，考验着港英政府的政治智慧。

如果纵容警队，向警队妥协，则会导致新生的廉政公署功亏一篑，再次失去民众的信任，甚至彻底失去民众的支持，法治势必倒退。

如果支持廉政公署彻查警队，则会引起警队激烈动荡，甚至失去香港的皇家警察队伍，社会秩序之维持成为首要问题，社会稳定令人堪忧。

港英政府经权衡再三，做出折中选择，颁布特赦令，最终令事件成功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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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1月5日，港督指令廉政公署停止追究警察在1977年1月1日前所犯下的一切腐败行为，但案情特别严重或者逮捕令已经发出的除外。

这一特赦令让绝大多数闹事的警察得以解脱，是一种成功的分化瓦解策略，许多已确定不会受到法律追究的警察开始纷纷退出冲突阵营。

但是部分警察并不满足，得寸进尺，要求全面无条件特赦，甚至提出撤销廉政公署。

针对这种情况，如果港府再继续隐忍退让，将导致政治上的被动和严重的腐败现象卷土重来。

为此，港督召开立法局紧急会议，会上仅用30分钟就三度通过了《警务条例》的修正案，规定任何警官如果拒绝执行命令，将立即被开除，且不得上诉。这一行动最终平息了警察的反抗。

至此，香港警察中的集体腐败被彻底摧毁，香港的廉政建设逐步走上正轨。

……

“没错，就是特赦令！只有港府和廉署一起颁发这个命令，才能完全平息警队暴乱！”

杜永孝掏出一支香烟咬在嘴角，淡定道。

“具体执行办法就是-——”

杜永孝毫不隐瞒，把上一世香港颁发的特赦令内容详细讲述一遍。

一开始麦理浩等人还是一脸不屑，认为杜永孝在吹牛，区区一个特赦令就能搞掂这么大事情？

可是渐渐地，随着杜永孝把整个特赦令内容说出来，并且连后续为了防止一些警察贪得无厌，要求完全特赦，直接把修改《警务条例》一事也讲了出来。

这下麦理浩等人神色直接从不屑变成目瞪口呆。

原因是杜永孝算计的太精准！

几乎把前前后后漏洞，还有可能发生事情都给堵上!

等到杜永孝把烟抽一半，把特赦令全部讲完，现场四人表情还没从惊骇中恢复出来。

杜永孝弹弹烟灰，看向四人，淡淡道：“话我讲完！别的我不敢说，如果特赦令真的发布下去，我相信香港很快就能彻底止乱！”

四人没吭声。

整个大厅异常安静，只有呼吸声。

杜永孝继续：“现在-——”

语气孤傲。

“诸位赞成，还是反对？”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