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烧肉，肉红烧，糖酒盐合出七巧。一巧豕当肥，农家安居如意为。二巧糖普惠，五谷丰盛民生维。三巧酒会飞，东西南北路通随。四巧盐无税，千百佳肴足味蕾。五巧厨精贵，糖酒盐合调百味。六巧人贤惠，海北天南聚融会。七巧国泰维，天下一统人共醉。
李老师收拾亭当餐厨清洁卫生，适逢任笔友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众人也是兴趣高涨，便笑道：“笔友，几年不见，果然当刮目相看了，你都快成历史百科全书了。”
任笔友说道：“主要是罗老师教导得好。”
罗老师欣慰的笑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再说了，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我们中国人的宗教就是历史。孔子说过：读史不读经则罔，读经不读史则殆。，《礼记·经解篇》已有警示：“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我们在阅读《春秋》这样的史书时，如果缺乏稳定的是非观念，就可能心神混“乱”。往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都读经史子集，又以经史为核心，而古人总是先读经，而后才读史。因为史所记载的是变、乱，经所记录的乃是常道。通过读经，人们树立起基本的是非善恶观，而多少具有道德和政治判断力。有了这样的心智基础，史书所记载之变、乱，也就可被当成资以“鉴戒”的案例集。在这样的观念框架中，邪恶的人、事正好可以成为进行自我道德思考、修养的材料，或者发挥“资治”作用，而不会成为教唆悖乱、训练阴谋术的教本。还有，经记录的是华夏文明成长史中最为重要的人物的言与行。故而，华夏文明永昌不衰的全部基因密码，就隐藏于经之中。经部古之圣贤大成智慧，集一生情感抱负说大道之言，俗人读经多难神交圣贤，盖其不能正襟斋心去妄求真，何谓之：经者圣贤大情感，太阳也，俗人斋心去妄，少阴也，阴之极致则阳动此乃神交圣贤之境也。史部古之大成智慧者泯灭俗情而言物人迹事，客观理性载史为书鬼神莫测也，俗人读史多难渐入佳境，盖其不能风云际会情感突起，何谓之：史者灭俗情存天道，太阴也，俗人真情涌浪，少阳也，阳之极致则阴柔和合有感而所得也。”
古丽燕自然是听得一头雾水，不过她心中依然有所惦记，道：“燕哥，你还没说红烧肉是谁发明的呢？”
郭燕笑道：“古丽燕姐姐，你这么快就开始惦记起猪猪了吗？”
吕希燕瞅了任笔友一眼，对古丽燕不阴不阳的说道：“有时间了让丑蛤蟆给你做回红烧肉解馋如何？”
李老师微微一笑，道：“雪芹，丑蛤蟆是笔友的外号吗？”
任笔友打个哈哈，道：“说起这红烧肉啊，就不得不提苏东坡了，这道菜虽不是他发明的，却是经过他的手发扬光大的。先是他被贬黄州，便自号东坡，作了《食猪肉》一词：黄州好猪肉，价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早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从这首《食猪肉》诗中，不难看出东坡先生也深谙红烧肉烹饪之道！后来他领导人们抗洪救灾为民谋福利，人们为感谢他，也知道他喜欢吃猪肉，便都把自家的上好猪肉赠送与他。东坡先生也没推辞，而全数收下后，他令人将猪肉切方块，按他的方法焖炖好，又逐一回赠给人们。由于他做的猪肉选料讲究和调味精细，人们吃后都惊呼美味，便使这猪肉在江浙一带迅速火爆起来。为了纪念东坡先生的恩情，人们便给他送回的猪肉取名叫‘回赠肉’，也有叫东坡肉的，其实就是红烧肉，跟我刚才做的锅包肉一个道理，都略微的改变了一下烹饪技法而已，属创新一列。”
“不过我们现在吃的红烧肉中，却是以毛氏红烧肉最为出名。”任笔友继续侃侃而谈道，“毛主席吃的红烧肉被称为毛氏红烧肉，它与传统的红烧肉不同的是加有辣椒，毛主席有句名言，不吃辣椒不革命。当时的红烧肉是用酱油给肉上色的，有一次，毛主席视查酱油厂，发现酱油长蛆了，便从此不吃酱油了。可他爱吃的红烧肉怎么办呢？不用酱油，厨师就用炒糖汁给红烧肉上色，没想到用糖色烧出来的红烧肉更加香甜滑润可口，从此就更加喜爱红烧肉了。所以，才有了后来他御点红烧肉为核科学家们解馋补脑。”
古丽燕看着任笔友，眼前浮现了一盘色泽鲜亮五香四溢的红烧肉，她舔舔嘴唇，道：“红烧肉真有那么好吃吗？”
“绝对是人间极品美味。”任笔友笑笑，道，“说起红烧肉，我不仅想起了一个人，要是没他，苏东坡可能也吃不起红烧肉。”
郭燕忙问道：“谁啊？”
小主，
“就是王玄策。”
“王玄策是谁啊？”
“王玄策是大唐贞观年间杰出的外交官，他四次奉旨出使印度，对中印影响非常之大之广，没有之一。之所以说吃红烧肉不能忘了王玄策，是因为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带回了制糖术。我们都知道，红烧肉最离不得的佐料就是白沙糖。”
吕希燕道：“唐朝之前我们没有糖吃吗？”
罗老师道：“其实，我们的制糖术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朝。在《诗经·大雅》中有“周原膴膴，堇荼如饴”之句，《楚辞·招魂》：“胹鳖炮羔，有柘浆些”。《诗经》中的饴，是淀粉糖，是用米和麦芽糖化后熬煮而成；《楚辞》中的则是指蔗糖了！说明早在春秋时期，华夏就开始了制作蔗糖的历史。只是当时粮食产量低，人都不够吃，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粮食制糖，糖在唐代以前那是绝对的奢侈品。”
任笔友道：“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进印度较为先进的制糖术。当印度的制糖术引入中国后，中国人又对其法进行了改进，就制出了白糖，史书载，其色味愈西域远甚。关建还是制糖成本降低了，产量提高了，老百姓可以随时吃上甜甜的糖了。要知道，人体主要能量提供者就是糖，有能量就有体力，很难想象一个弱不经风的民族能够创造出太平盛世的景象来。”
李老师说道：“我记得早几年，国家都是按计划为我们提供白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