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被那帮狗崽子气出来的！”

“我其实早就退休了！退休金本来足够我自己花的，我还能时不时给卡佳那丫头买件新衣服，买点巧克力！”他顿了顿，拐杖在地上重重一顿，“前年夏天——那个该死的厂长，那个把良心喂了野狗的混账东西，他跑来跟我说：阿列克塞，工厂开不了工，账上没钱了，你的退休金也不发了。”

阿列克塞用拐杖狠狠地敲击着地板，仿佛地板就是那个头头的脑袋。

“我一听就急了！就在那个能把人晒成肉干的毒太阳底下，我跟那王八蛋讲了半个多钟头的道理！”

“我告诉他，老子当年打过游击！老子在斯大林格勒流过血！这个工厂建厂的时候，第一锹土就是老子挖的！那时候他还在穿开裆裤呢！他有什么资格停我的退休金？！”

“结果呢——我就突然觉得眼前一黑，天旋地转，嘴巴里咕噜咕噜冒白沫，然后像个装土豆的麻袋一样，噗通就栽那儿了。再醒过来，就见鬼的瘫了！”

说到此处，他再也按捺不住，一连串脏话像开闸的河水般奔涌而出，以最朴素、最不体面的词汇，对那些“败掉国家、把工厂揣进自己兜里”的蛀虫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都是这帮龟孙子！他们偷走了我们的国家，偷走了我们的工厂，偷走了我们的退休金！连我们这把老骨头最后那几年安生日子，他们也偷！”

病房里的空气被这番话点燃了。

另外两位老兵像听到冲锋号的老战马，跟着一齐开骂。那种愤怒是如此纯粹，如此滚烫，仿佛下一秒他们就会掀开被子，从床底下摸出藏了半个世纪的波波沙冲锋枪，裹着炸药包冲进那些矗立在莫斯科河畔的大楼，与西装革履的金融寡头同归于尽。

在普通的医院管理者眼里，这种噪音是令人头疼的。她们多半会皱着眉头在值班日志上写“七号床病人情绪激动，已注射镇静剂。”

但在圣理会的医院里，护士只是端了三杯温水进去，轻声提醒他们保护嗓子。

是的，保护嗓子，而不是保护血管。

因为压根没有爆血管的忧虑。圣理会的医术就是如此优秀。

正是这份对旧日的缅怀，对野蛮生长的资本主义那种近乎生理性的抵触，才是圣理会最欣赏的品质。

这个国家正在急速转型，将这批老人视为沉重的财政包袱，恨不得他们早日去见马克思，好让养老金账户彻底清零。

但圣理会不这么看。

是，他们年纪确实大了。

可经过各种治疗术对身体机能的深度修复，人类的寿命将在未来普遍延至一百二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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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眼前这些靠拐杖支撑的老兵，至少还有四十到五十年的活头。

而且，不是苟延残喘的延寿——只要定期接受魔法修复，人体的衰老曲线将被彻底改写。他们的生活质量会接近某些长寿的鸟类：身体机能几乎不随年岁递增而明显衰退，直到生命最后阶段，才会迎来那一次断崖式的坠落。

就算现在让他们扛着机枪冲锋，也未必是句玩笑话。

当然，圣理会并不打算把这些老人重新送上战场。他们需要的不是老兵的残躯，而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愤怒、他们那双早已看透谁是“人民公仆”、谁是“人民公敌”的眼睛。

他们的存在，将对那些迷茫的中生代和被可乐、摇滚，以及录像带洗脑的新生代，产生无法替代的影响。

况且，这些老人大多拥有数十年真刀真枪的战斗履历和硬核的工业生产经验。

他们知道如何在零下四十度的暴风雪里修好一台抛锚的拖拉机，知道如何组织一场让资方发抖的罢工，知道如何用最朴素、最粗鄙、最一针见血的语言，当众剥下一个贪官的脸皮。

在圣理会看来，比起那些只知道把牛仔裤剪出破洞、满脑子迪斯科节拍和西方名牌的小年轻——

这些老骨头，简直靠谱得像用精金铸造一般。

那么，就让这些老兵再次焕发生机，重获新生吧。

让“老兵不死，只是凋零”这句话，从他们的命运里彻底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