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黑色A6轿车在蜿蜒曲折的省道上疾驰而过，扬起一阵尘土。阳光透过车窗洒在车内，温暖而明亮。三月的骄阳照耀着广袤的大地，万物开始复苏，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最早感受到这股春意的应该是那些顽强的野草和沟塘边的柳树。它们像是大自然的使者，用嫩绿的叶子和柔软的枝条向人们传递春天的信息。随着车辆的前进，窗外的景色不断变化，但那份生机与活力始终伴随着他们。

王伟江一回到县委大院，刚踏进办公室的门，夏子伟便匆匆走过来，轻声说道：“王市长，半小时前李县长打过电话来，询问您是否已经返回，如果您回来了，请告诉他一声，他说有要事找您。”

这句话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微妙的含义。夏子伟的言外之意是，想了解王伟江此刻是否还有其他事务需要处理。如果有，他会等待王伟江处理完毕后，再通知李县长前来。这种做法体现了典型的机关文化——下属可以向领导汇报事情，但绝对不能擅自替领导做出决定，否则便是大忌。因此，是否要立刻请李县长过来，这个决定权应该交给王伟江本人。这既是一种规矩，也是一种常识，但这类规矩和常识并不会出现在教科书之中，只能依靠个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观察、理解与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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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也与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深远影响有关。看破不点破，表达意愿时往往含蓄而婉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占据着重要地位，强调和谐、平衡和适度。这种观念深入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中，使得他们在处理事情时往往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点。因此，在面对复杂问题或冲突时，中国人更倾向于通过协商、妥协和寻求共赢的解决方案来解决矛盾，而非采取极端手段。这种中庸之道的思维模式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和谐社会的向往，以及对于避免过度冲突和矛盾的重视。

”你请他现在就过来吧。″王伟江道。

大约一刻钟左右，李建国来到王伟江办公室，王伟江起身示意他坐在自己对面的椅子上，”什么事啊这么急？"王伟江问。

”我们俩不在市里开几天人代会嘛，去年下半年我们跑到省里各厅要的那些钱现在都到账了，你说怪不怪，我感觉省里钱特好要。"李建国道。

“是嘛？那省里几个厅还真给我们面子，有可能他们是看我们沂水县太穷吧，动了怜悯之心，所以就把我们所要的钱都批了。”王伟江一脸笑意，心里跟明镜似的。实际上，他清楚得很，这些钱之所以能够顺利批下来，并非因为沂水县的贫困状况引起了省里领导同情，而是完全得益于他那位有权有势的老岳母。她的影响力和人脉关系，才是这笔资金获批的真正原因。王伟江深知，若没有这层关系，就算他们住在省城，也未必能要到一分钱。然而，他并未将真实情况告知李建国，只是在心中默默感慨着权力与关系的重要性。

”这钱都批下来了，你看怎么分给各乡？″李建国问。

“这是你们政府的事，你们自己决定就好，我不过问。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要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来执行，不能有任何疏忽和违规操作。同时，监督机制也要紧跟其后，确保整个项目的进展都处于有效的监管之下。绝对不能出现工程完工后，却有人因为贪污腐败等问题而倒下的情况，那样可就成大笑话了！我们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用在了刀刃上，让老百姓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他严肃地说道。

”那就按报告上写的来分吧，以哪个乡申请的钱就分给哪个乡，实事求是，不偏不向，免得到时都来找要钱。″

”哈哈哈，没钱时愁得想要钱，可钱要来了又愁怎么分钱，做人真难。"王伟江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