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完那个令人心碎的电话后，那些原本就模糊不清的身影，此刻仿佛嗅到了猎物气息的饿狼一般，迫不及待地围了过来。
他们的眼神中透着一股急切，嘴里催促着让我写反省和悔过材料。那一刻，我的心像是被无数只细小却尖锐的蚂蚁肆意啃噬着，那种痛苦，丝丝缕缕地蔓延开来，充斥着我的整个胸膛，让我几乎无法呼吸。无尽的迷茫与困惑如汹涌澎湃的潮水，一波接着一波地朝我心头涌来，我在心中不停地、近乎绝望地反问自己：我反省什么？我又该悔什么过呀？
我努力地、拼命地让自己那乱成一团麻的思绪，回到从5月22日上午10时以来所发生的一切。那些在他们眼中被视作问题的事情，于我而言，却好似一团迷雾，充满了争议和让人怎么也想不明白的地方。
首先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和施行的那三次交往。那真的能算是行贿行为吗？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问着自己。
记得第一次，是施有为哥哥生病的时候，我和安两人，出于那份最纯粹的关心和情谊，每人出了两千元，加起来共四千元。那时候，阳光暖暖地洒在身上，仿佛也在为我们的善意加持。我们满心希望，这不多的钱能给施有为的哥哥带去哪怕一点点的安慰，让他在病痛中能感受到些许温暖。可谁能料到呢，如今，这原本善意的举动，却成了他们口中的所谓“问题”。
第二次，是施行结婚的时候。婚礼本就是个充满喜悦的场合，大家都沉浸在那欢声笑语之中。我和安又各去了两千元，共四千元。这在我看来，不过是人之常情罢了。当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喜庆的氛围弥漫在每一个角落，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祝福的笑容。然而，现在，这也竟然会成为我的罪状，想想都觉得荒诞至极。
还有第三次，那部摩托罗拉手机的事儿。那是钱万有局长买的，一共三部呢，钱局长自己留了一部，韦洪伟一部，我也有一部。说起来，我都没舍得用，后来却被施行要去了。这部手机在当时价格可不菲，大约要四千八百元，就算是现在，估计也还值个一千元左右吧。而且钱局长还说这部手机是用奖金买的呀，怎么就莫名其妙地成了问题呢？
另外，我还亲手转交给韦洪伟现金四千元，还有给县里其他主要领导每人两千元，我自己只拿一千元元。这些在我心里，真的就是平常的往来呀，怎么就能和行贿受贿挂上钩呢？我不断地在心中质问着，可那如死一般的寂静，便是我能得到的唯一答案，没有任何人回应我内心的这些疑惑。
接着，我的目光落在了从包中找出的办公室替我换的手机和“掌上宝”商务通上。它们就那么静静地躺在那里，在这昏暗的灯光下，仿佛带着一种无辜的神情，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我的无奈。这明明就是完全为了工作方便而配备的用品啊，怎么就被说成是受贿之物了呢？这简直就像天方夜谭，让人匪夷所思到了极点。
然后，我又想起了被殴打以后，自己当时脑子一片混乱，胡言乱语地说所有的分管部门都与我有经济交往，电话小本上有号码的人都与我有交往。可这……这算是什么问题呢？我该怎么把这些写下来呢？我的大脑此刻就像是陷入了一团浓稠的迷雾之中，一片混乱，心里更是被痛苦和绝望填满，沉甸甸的，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就这么陷入了深深的苦思冥想之中，拼命地努力回忆着。终于，我将通过驾驶员到水利局、环保局所处理的手机话费回忆了出来，然后战战兢兢地写下了事情的经过。那时候的我，为了工作，真的是四处奔波，不辞辛劳。那些日子里，我满心都是如何把工作做好，怎么也没想到，这些原本正常的工作事务，如今竟然也会成为我的麻烦，成为我被困在这困境之中的一根根绳索。
另外，我还想起了一些单位和部门在年终时递过来的市里的奖金。这些钱呀，一般都是由局长在市里开会带回来的，装在信封里，每次总是有三份奖金。领导一般会拿得多一点，分管人就少一点。一般多的能有一千元，少的就在二百到五百、八百元不等。领导的那份额，一般情况下，局长都会让我转递。有时候，我也怕大家面子上过不去，就会叫局长亲自送去。但我这一份呢，都要等局长将领导一份送去以后，告知我他们已经收下了，我才会收下。只要说没有领导的份，我是坚决不会收的。
就像刚做副县长兼绿化委主任时的第一年，林牧局局长秦凤美递给我一个一千元的信封。那一刻，我惊得冷汗直冒，仿佛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里，浑身发冷。我至今都还清晰地记得那个场景，当时那紧张的情绪，至今还萦绕在心头，还有那秦凤美局长看似严厉的斥责声，也一直在我耳边回响。“你是我老乡，又是老同学，你千万不能害我，你这不是送的钱，可能是送的我的命”！可紧接着，秦凤美局长却又大笑道：“你真是胆小如鼠啊，别大惊小怪的，你做县长了，以后像这样的奖金不会少，各部门在市里领回来都要给你，这是合法的，应拿的，不是我秦凤美拍你马屁，也不是我林牧局发给你奖金，是我们县绿化工作在全市年度评比中获得第一名，市政府发给你的。是你这个绿化委主任应得的奖金。犯的哪条纪律、哪条法律？另外我也不瞒你说，领导比你得的还多呢。你们都不要，想叫我贪污吗？”我当时满心疑惑，他接着又说：“你的前任韦洪伟、辛朝阳每年都是我给的，今年该领导的份我已送给他们了。他们问都没有问就收下了。”说完，他就不由分说地把信封塞进了我的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