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仿佛被一只神秘的手缓缓拉长，每一分每一秒都变得格外漫长。我的大脑如同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思绪如汹涌的潮水般翻涌不息。

董敬高前些天让我帮他做试卷时，那信誓旦旦的话语仍在耳畔回响：“就是找你核实个材料，放心，与你本人没什么关系。”可如今，这局面却让我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与不安。难道这一切只是为了麻痹我？若真是如此，那又何必告诉我呢？难道是想试探我会不会找人说情？可我问心无愧，又何须找人说情？又或许这董处长还有其它想法？

还有邢喜然也曾提醒我，只是找我核对材料、了解情况。怎么现在却变成要我交待自己的问题？瞧这阵仗，哪里像是说了就回去吃中饭的样子。

我的心情愈发沉重，仿佛有一块巨石压在心头。此刻身处的房间里，气氛紧张而压抑，空气似乎都凝固了。我不安地坐在那里，看着眼前陌生的三人，心中涌起一阵恐惧。除了省委党校的同学董敬高外，另外两人我都不认识。一个有着海滨的口音，一个带着部队转业干部的模样。他们三人围着我，那气势如同三只饿狼紧盯着一只小羊羔，让我心中充满了不安。

其中一位被他们称为林主任的人，面色阴沉，表情仿佛能拧出水来。他缓缓开口道：“我们三人一班，以后每天会有三班人轮流陪着你。你不主动交待，我们有的是时间，一天、两天，十天、一百天都没问题，我们不怕耗，就怕你扛不住。今天出不去没事，明天出不去也没事，后天还出不去，到时候周围的人会怎么看你、你的家人和子女？你单位的同事和下级又会怎么看你？你回去还怎么工作？到时候，怕你想出去都出不去了。”

他的话语如同冰冷的寒风，吹得我心底发凉。我咬了咬牙，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心中想着，绝不能被他们的威胁吓倒。

我耐着性子说道：“你们代表组织，也得实事求是，不能逼我说假话，说假话是对组织不负责的行为！”我的声音虽不大，却带着坚定的力量。

然而，我的内心深处满是恐惧与不安。我实在无法理解和接受他们对我的这般不信任。倘若他们掌握了确凿证据，无全可以直接向我摊牌，可如今没有证据却将我扣押在此，逼迫我交待问题，又对我的辩解不予相信，这究竟是为何？党纪国法中哪一条规定允许他们如此对待我呢？

这些办案人员凭借当前的优势地位，毫无事实依据地对我提出质疑，甚至觉得我若不承认自己有经济问题就是态度不好，不配合组织调查。我坚信组织不应以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成员，当下他们的行为只能是个别人员的个人行为，绝不能代表整个组织。

对这些人而言，他们或许渴望出成绩、立功受奖、获得提拔，但于我来说，这却关乎着我的政治生命、人生以及未来。所以，任凭他们引诱、威胁、劝导，我始终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洗清嫌疑。我只知道，我不能轻易妥协，不能让他们冤枉我。

他们三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轮番劝导，那场面犹如一场紧张的辩论，而我则像是那个孤独的辩手，在为自己的清白奋力抗争。

其中一位仿佛在讲述一个故事般说道：“甄皓啊！我希望你能抓住机会，前段时间有个地方的一位干部，犯了错误，组织找他谈话后，他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积极配合调查，主动交待并退还了32万非法所得。组织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对他进行了恰当的处理。你应该向这位干部学习，可不能讳疾忌医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听着他的话，陷入了沉思。我深知，规定是严肃的，对于违纪违法的行为绝不可能姑息纵容。如果真有干部犯了错误，也必须依法依规进行处理，绝不可能像这位同志所说的那样简单了事。

我回应道：“规定有其严肃性和公正性，不能错误解读。我没有违纪违法的行为，自然也不会被错误定性。我相信组织会公正地对待每一位成员，不会仅凭无端猜测就给人定罪。而你说的这位干部的故事应该是不可能存在的，也是规定所不允许的。”

在这些人看来，或许他们对我的情况存在一些误解，以为我是一个可能存在问题的干部。但我坚信自己的清白，理直气壮地说：“我问心无愧，你们不能无端怀疑我。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不能接受不合理的指责。”此时，我心中的坚定如磐石一般，我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相信组织最终会给出公正的结论。

不过在这些人心中，似乎早已认定我甄皓一定是个见钱就收、送礼就要的腐败分子。因此，他们坚决不会放过我！而我却理直气壮地回应道：“我没病，你们非说我有病，强行让我吃药，这怎么可能呐！”说着，那心中的愤怒如烈火般燃烧起来，仿佛要将这压抑的氛围烧个干净。

“你现在说没病，过两天就会有病了，到时候后悔就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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