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戴维斯先生中断了库联科先生的委托，致使艾伦-宾汉姆顿不得不进行内部调查。

调查结果是，作为代理的布莱肯林场公司的正式名称是用威尔士文写得，威尔士语跟英语八竿子都打不着，却与苏格兰盖尔语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认可的官方文字。当一个短短的Brecon被翻译成Brycheiniog，如果不了解威尔士语而粗略地调查，是不可能被察觉到的。

“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林义龙说道，他的联系电话在艾伦-宾汉姆顿不是秘密，跟负责纪律人事的内核人员也打过几次交道，于是他们就直线联系，“我的作为主顾的名称，应该是挂在委托人登记表上的，完全可以被搜寻到的。”

林义龙在注册时的无心之举如今开花结果，至于艾伦-宾汉姆顿内部，总得找一个人为此负责的出头鸟。

卡迪夫分所的各位同僚在整个事件中拒绝负责，林义龙在从卡迪夫分所正式离职之后就以布莱肯林场公司名义正式委托该分所成为这个公司的法律顾问，整个流程清楚明白：反而是戴维斯是后来者，如果要追究责任，也应该从戴维斯这个企业部负责人开始。戴维斯作为合伙人和部门负责人是不可能离职的，刚刚接手工作的实习律师也是很难被处分的。这口黑锅只能是事务所内部的有点分量的职员才有“背锅”的资格。

重新回到企业部的麦格就成了办公室政治下的不幸牺牲品，被调离了企业部的岗位。回到了家里，麦格对此愤愤不平，随即写了一封措辞激烈辞职信，在下班前转给了负责人事安排的合伙人。

比林义龙离职时更加干脆，短短两天，麦格就办妥了离职手续，把工作转交给了继任，没有离职补助，没有遣散费，麦格收拾了自己的物品，离开了在这里奋斗了将近10年的艾伦-宾汉姆顿。

“埃文斯小姐。”就在麦格在家里为找工作的事情发愁的时候，她接到了“职场敌人”的林义龙的电话，“能找你聊一聊么，我就在荷兰公园附近。”

麦格-埃文斯住在厄尔考斯特的公寓里，离荷兰公园很近。

“抱歉，我心情很不好，如果想聊天的话，现在有点不方便。”麦格头转念一想，她自己跟林义龙没什么实质的冲突，不如听林义龙做一番解释，“如果你能忍受我有些出格的态度的话，我们可以去街角的餐馆去聊聊。”

职场的亲疏远近，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只要不是有关立场的问题，是不辨敌友的——如果这一点都不懂，那这几年麦格在伦敦白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