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也不会让你为难。”赵子裪说道，“他不是有一个官身么，这两天就会有御史参他，只要朝堂上有了声音，相信你判案的压力也就没有什么了。”

“哦？世子真是好手段！下官受教。”

虽然现在朝堂上的政治风向已经转换，但单单从官员的实际数量来看，经过了元佑近八年多的经营，旧党依然占据了大多数。

前面说过的张商英要罗织罪名、赵煦拉偏架式地贬官，总归还是需要一定的程序与时间的。别的不说，章惇虽然已经回到了京城，但是范纯仁与吕大防的辞相流程，还不得不要慢慢地走个过场。

甚至就在赵煦已经准备要立即同意他们的辞呈时，章惇与李清臣都不约而同的制止了。

一是朝廷毕竟还是要点脸面，首相、次相的辞呈必须要给足脸面，惯例中的九次挽留，一次都不能少；

二是大势已定，不急于眼前的一时。所以，李清臣依旧还是户部尚书，章惇也还是群牧制置使，但是相对于已经被架空的政事堂，这些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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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朝中占绝大多数的骑墙派这时都应该开始着急了，从大宋多年以来的政治斗争的经验出发，这个所谓的宁静期，恰恰是留给他们进行政治表态的最后时机，是跟随旧党一起进行绝地反击呢？还是投向新党进行胜利大总攻？几乎每个人的心底都应该有了最后的决定。

孙溥没有费多大的劲就说服了自己的父亲：这个秦刚是苏门秦观的族弟，而苏门则是明明白白的蜀党，如今苏轼已经被外放、苏辙在政事堂的位置也是朝不保夕，无数双眼睛都想从他们身上找个机会下手，捞点政治资本。

又何况现在有了开封府推官已经受理了这起案子的绝好机会。

一人上奏章尚嫌力度不够，那就多联合几个人一起上。

秦刚被押进开封府的当天，这个受理案件的副本被某些别有用心人迅速在朝中传播。

一下子，除了骑墙投机的官员看中了，更有嗷嗷欲动的新党御史立刻以“风闻言事”为由开动笔头，半天不到的时间，竟先后有了十几封弹劾选人秦刚“以官营商、与民争利”的奏章递了上去。

此时的政事堂，名义上的左相吕大防任高太后山陵使已经外出，而右相范纯仁早就告病在家，仅存的蜀党干将苏辙孤掌难鸣，更由于对秦刚的弹劾涉及到秦观而须避嫌无法处理，只能任由这些奏章最终发到小皇帝那里。

而苏辙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赶紧通知秦观。

而黄小个在李尚书府的门口候了一天，大冬天冻得够呛，也没守到李禠，只能再去秦观家。

当晚，从庙里请愿回来的秦观已经得到消息，此时知开封府的钱勰【注：详见本章末注解】正好与他关系尚可，便连夜赶去求见。

见面之后一问，才知钱知府竟对此事毫不知情，是其手下的推官黄信一手炮制。

但是结合朝中弹劾的奏章如此快速响应，双方都意识到这件事的背后，根本实质还是在于新党的清理手段。

钱勰也是旧党，虽然刚提了翰林学士兼侍读，并知开封府，但随着与其交恶颇久的章惇还朝，上上下下早就放出了章惇要寻机对其不利的风声。

在这个关键时候，值不值得为了一个他并不认识的秦刚出头，钱知府倒有了几分犹豫，只说会尽量周旋。

无果而返的秦观回家后，和儿子秦湛聊了聊，只能让他去找找李禠的关系，看看能否在李清臣那里努力试试。

第二天秦湛便匆忙带上黄小个找到李禠求救。

“禠哥，家严对此有过分析，这场官司的实际情况已经并不重要，现在已经演化为新党对蜀党人士清算的话头，所以，最大的可能就会是两方拉锯，拖延不决。可眼看省试在即，我这十八叔的前途可耽搁不起啊！”秦湛着急地分析给李禠听。

李禠是个根本不关心政治的人，听完后也急了，便对秦湛说：“你先回去等着，我现在就去找我家大人说去！”

注：钱勰，字穆父，杭州人。吴越武肃王六世孙。神宗时，历官提点京西、河北、京东刑狱。曾奉使高丽，归拜中书舍人，反对变法，并讥讽章惇而结怨。元佑初，知开封府，后出知越州，徙瀛州。召拜工部、户部侍郎，进尚书，复知开封府。哲宗即位，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因章惇排诋，罢知池州。此时，正是其知开封府时。

钱勰与秦观的关系很好，秦观为黄本校勘时，钱勰为户部尚书，都居于东华门之堆垛场。秦观春日尝以诗致钱勰云：“三年京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故枝。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钱勰以米二石送之。秦观又作《观辱户部钱尚书和诗饷禄米再成二章上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