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顺之，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武进人，儒学大师、军事家、散文家、数学家，抗倭英雄。倭寇屡犯沿海，唐顺之以兵部郎中督师浙江，曾亲率兵船于崇明破倭寇于海上，后调任右佥都御史，凤阳巡抚。督师抗倭途中不幸染病，于通州去世，崇祯时追谥襄文，学者称其为“荆川先生”。

唐顺之，出生在名门官宦之家，天生聪明并极具个性，年纪轻轻就遍览经书，在同龄人中属佼佼者，父母对他管教甚严，除对其严加要求外，并不时为他寻觅当代的名师为其辅导，因此学业有成。22岁的唐顺之因为在乡试中脱颖而出，便参加了三年一次的会试，荣登第一，内阁大学士杨一清非常赏识他，准备录取唐顺之作为殿试第一，唐顺之断然拒绝，杨一清所派遣的使者往返五次都没有结果。杨一清愤怒地对下属说，“老举人教出来的年轻人就这样无知吗？”杨一清刚开始把唐顺之放在一甲第三名，后来又把他移到二甲第一名，嘉靖帝亲自批阅唐顺之的试卷，御批“条论精详殆尽”，虽然唐顺之是二甲，但他是第一个试卷有御批的二甲考生。

担任主考官的是当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张璁，他喜见自己能收罗到唐顺之这样的人才而十分高兴，因此欲利用他的权力提拔唐顺之到翰林院为官，可没有想到初入仕途的唐顺之婉言谢绝了张璁的知遇与栽培，按部就班地上任兵部主事，这让张璁十分扫兴。

唐顺之的母亲随唐父出任信阳知州，到天津的时候，因病卒在中途，唐顺之为母亲丁忧解除后改任吏部稽勋主事，不就升迁考功。任内唐顺之引荐贤德，劾退不肖之人，正直不阿，廉洁自持，不同于流俗，与吏部同僚格格不入，因此相处困难，多遭排斥，唐顺之感到官场的艰辛。除去母丧丁忧，唐顺之在任时间不足三年，结交缙绅数十人，“嘉靖八才子”同会京师，诗酬唱和，唐顺之结识王慎中、王畿、罗洪先等人，文学思想与学术思想因之转变。

唐顺之被调入翰林院任编修，参校累朝《实录》，因与赏识他的主考官张璁性格不投，便以生病为由，请假回家。张璁开始搁置不批，这时张璁手下告密促，使张璁认为唐顺之有意疏离他，张璁心中恼怒，一怒之下便草拟文书让吏部主事批准他还乡，并表示永不叙用。唐顺之客居宜兴，开馆授徒，一直都在家中闲居，家居三年有余，唐顺之诗文创作风格为之一变。

世宗批准其官复原职，嘉靖帝长期深居内宫，不受朝贺，不见外臣，唐顺之忧虑朝政，便和廷官罗洪先、翰林编修赵时春上《东宫朝贺疏》请求朝见太子朱载壡触怒世宗，被削籍。于是唐顺之回到常州，虽然离开官场，但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于是决心退下来潜心读书。

回到家后，唐顺之在城里买了一幢宅院，因为过于喧嚣就弃置了，于是他搬到宜兴山中，之后迁居到更僻远的陈渡庄，闭门谢客，把时间和精力都用于钻研《六经》《百子史氏》《国朝故典律例》，忘寝废食。他还学射学、算学、天文律历、山川地志、兵法战阵以及兵家小技，在三十六岁时，曾向河南人杨松学习枪法。与此同时也有许多专家学者闻风前来，与唐顺之共同研讨学问，唐顺之和道士们也常有交往，在家里闲居近二十年，御史赵炳然、江南巡按舒汀、内阁学士徐阶、工部侍郎赵文华等相继荐其复官，被他一一回绝。

嘉靖中期，日本正处于“战国”时代，内战中的败将溃兵，便纠集武士、浪人及奸商，武装掠夺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被称作“倭寇”。当时中国的巨商和海盗与倭寇的相互勾结，倭患严重，沿海各地的“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们为了牟取厚利，大规模进行走私，成群结党，分泊各港，后来竟变为亦商亦盗，兼行劫掠的行为，嘉靖皇帝得知消息后，立即派赵文华前往查探。

朝廷命赵文华前往浙江祭海，同时督察沿海军务，时任南京兵部尚书总督和浙、福南畿军务的张经在王江泾大破倭寇，因他不能忍受赵文华颐指气使，两人失和，赵文华就诬奏张经抗战不力，顺便捎上浙江巡抚李天宠。而朝廷听信了一面之词，将张经、李天宠逮捕下狱，赵文华乘机荐举亲信胡宗宪为佥都御史巡抚浙江，后升总督。

以工部尚书身份提督江浙军务的赵文华，素知唐顺之有经世济时之才，且熟悉江南海防情况，深知此人极有才学，不但满腹经纶，且有治国平天下之大志，且通晓军事，曾在兵部任职。所以一到江南就去拜访他，讨教御倭之策。唐顺之对江南海防形势了如指掌，根据各地的情况，提出了平时和战时的兵力部署和御敌方案，赵文华听到唐顺之的一番议论，佩服得五体投地，有心网罗唐顺之为己所用。赵文华要出资为唐顺之修葺先人坟墓，遭到唐顺之的坚决拒绝，唐顺之在《与赵甬江司空》指出赵文华别有用心，“修葺先人墓的举动才能使我义不容辞相助，可人相识，贵在知心。”赵文华碰了钉子，但仍不死心，又要荐举唐顺之复出，唐顺之索性避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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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华回京复命，第一件事就是向朝廷荐举唐顺之，于是唐顺之被任命为南京兵部主事，据记载当时举荐唐顺之出山的奏折，亦有50余件之多。唐顺之知道危害东南沿海一带各大城市的倭寇，到处攻城略地、打家劫舍，苏州、松江、宁波、台州均曾遭其蹂躏。唐顺之面对这样的现实也是极为愤慨，他为此痛心疾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倭寇赶尽杀绝，可是唐顺之知道赵文华是严嵩的心腹爪牙，久为士流所唾弃，如果在赵文华的推荐下复出，自己就会被认为是严嵩同党，必然会招致非议。

因此，他以服父丧为由，推辞了朝廷的任命，严嵩听说唐顺之屡次拒绝任命，就让人带话恐吓他：“闻唐荆川欲学吴康斋，视吾辈荐用者为石武清。”吴康斋指吴与弼，石武清指石亨，严嵩认为唐顺之是把自己当作石亨那样的弄权大将，不愿意合作，威逼之下，唐顺之压力巨大。经过一番推托，唐顺之最终再度出山，赴京述职，他曾就此事商议于罗洪先。罗洪先说：“你从前已隶属官籍，你的身子并非你自己所有，怎么能和一般隐士相比？”唐顺之于是出任，然而他的声名亦因此颇受损害。

唐顺之到北京，得到了严嵩的赏识和器重，不久又被提升为职方郎中，此时大海盗汪直被胡宗宪诱捕斩首，东南形势略有缓和，西北边境却形势吃紧，重镇蓟镇驻军缺额很多，平时也缺乏训练，遇到敌情，全依赖其他地方的援兵，经常处于被动的态势。严嵩就派唐顺之巡师蓟镇，核实兵额，唐顺之奔波了两个月，了解到驻军的许多弊病，写了一篇《条陈蓟镇补兵足食事宜》，提出清弊源以收逃卒，专责任以严勾捕、定班戌以便人情、责大帅以主练兵、明赏罚以励士夫等建议。唐顺之回京复命，严嵩又派他前往江南、浙江视察军情，与胡宗宪协谋讨伐倭寇，唐顺之受命后，奋然说道：“一月贼不平，请拿将官，三月贼不平，请拿郎中。”

在胡宗宪商议讨贼御寇的策略时，唐顺之主张在海上截击倭寇的兵船，不让倭寇登陆，减少民众的生命财产损失，而且当时大部分的将校兵卒都惧海战，因此他们常常假借各种原因拒不出战，这恰好给倭寇提供抢掠的机会。唐顺之见人民遭此难，决定以身作则，下海体验生活，他从江阴驶向蛟门，一昼夜行六七百里，他处之泰然，并把不尽职守的将官们捉住法办。严惩之下，这些贪图安逸的将官们都转变作风，尽职尽责，常因看见风帆就以为唐顺之的船来了，连忙整顿军容，不敢稍有懈怠。

倭寇自诩明军无力抗衡，便在崇明驻扎大本营，一直盘踞在崇明水域，而唐顺之的使命虽然只是巡视军情，可他身先士卒，战斗在抗倭前线，率领舟师于海上发动进攻，把倭寇驱赶到大海，击沉贼船十三艘，歼敌一百二十，缴获无数战利品，这是一次少有的御寇大捷。崇明大捷鼓舞了士气，唐顺之升为太仆少卿，进右通政。倭寇又侵犯通州、海门，形势危急，唐顺之率兵驰援江北，唐顺之率副总兵刘显在姚家荡大破贼寇，余寇退守庙湾。

此时，唐顺之接到胡宗宪的公文，说倭寇复犯崇明三沙，命其火速领兵增援。唐顺之认为庙湾贼寇已被围困，指日即可攻克，于是回师江南，跃马布阵，持刀直前，倭寇见军容严整，于是坚壁不出。官兵攻打贼巢，死伤甚众，唐顺之持刀奋身前往，冲到距离倭营百余步的地方，逼敌出战，总兵卢镗等请求退兵。唐顺之不允，亲自披挂上阵，持刀直薄敌营，卢镗恐有闪失，坚持要唐顺之撤退。

此时，正当盛暑，唐顺之在海上已漂泊了两三个月，卤侵炎蒸，劳顿颠沛，身心疲惫，旧病发作，前时旧疾亦复发加重，乃回太仓调养。唐顺之因功擢升右佥都御史，并接替李遂为凤阳巡抚，兼提督军务。倭患稍定后，时任淮扬巡抚的唐顺之，上书请求复开浙江、福建、广东三省的市舶司，并请朝廷推举人才担任市舶司长官，打破了嘉靖朝长期以来的海禁局面。

唐顺之提出要求废除渔船出海的禁令，倭寇曾冒充渔民登岸，或抓获渔民充作向导，当局就下了禁止渔船出海捕捞的命令，唐顺之认为不让渔民出海，就断了他们的生计，也影响到军饷的供应。只要管理得法，加强检查督察，完全可以防止倭寇的混入，渔船在官兵的保护下出海，又可以巡逻海域，击贼于海上，是一举两得的好事。胡宗宪十分信任和器重唐顺之，对他的建议无不听从，毅然废除了出海的禁令。

唐顺之因多年在海船上奔波抗倭，一年夏天一连好几个月都生活在海上，不幸染病，但他仍然支撑着病体泛海，度焦山。唐顺之再次泛海巡历，行至通州，病情严重，没过一会突然病发，唐顺之知道自己病危，便下令让船快行，他把麾下诸将召到帐中，说：“我本来想要与大家通力合作，守护社稷苍生，但现在恐怕不行了，希望大家共同勉励。”他托付好了自己的遗愿，但没有一句话涉及家事。

唐顺之乘舟巡视通、泰，巡至通州，对诸将说：“我生平只希望有这三种死法，要么死在战场上，要么被敌人俘获，为朝廷尽忠而死，要么病死在海上。没想到今时今日能够保存全身死在这里，我已经死而无憾了。”他命令军士取好坐席，在上面躺了一会，便整理好衣服，端坐而逝，年仅54岁。

在军事上，他主张抗倭，对实战经验进行了总结；在文学上，主张“本色论”，“师法唐宋”，是明代中后期“唐宋派”的领袖，作为明代诗文大家，唐顺之以古文与八股文着称于文学史；在思想上，主张“道器不二”、“技艺与德岂可分两事”，重新整合王学左、右两派思想，为阳明心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