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美丽国以日本天皇无权的判断，来免除了日本裕仁天皇在战争中的责任。

而日本裕仁天皇是不是在战争中“没有发言权”，是不是与“日本政府政治上的决定”无关，战前日本的“皇权”是不是像美丽国认为的只有象征意义，就显得特别关键了。

其实，如果把目光看向战争之前的日本，就不能不说所谓的“天皇无权”的判断是十分勉强的。

这主要是美丽国没有考虑到皇权的特点，因为，美丽国本身是一个没有帝王史的国家，美丽国总统的权力就是一个“总百官，治万事”的“相权”，以“相权”的标准来看皇权的话，自然就有了相当的不同。

日本政府在投降之前，日本裕仁天皇可不是战后所说的那样的所谓虚君，第一点是日本的明治宪法第一章第四条明确规定“日本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

而在日本的明治宪法中的第一章第五至第十七条中，明确的说明了这些“统治权”包括议会、法律、官员、军队、对外宣战和议和、对内戒严、特赦和减刑等等，都是国家最重要的权力。

第二点是，日本裕仁天皇对这些权力不只是像有些日本学者所说的仅仅是签名画押，虽然日本裕仁天皇不是说对所有的事情都发言，但是，日本裕仁天皇确实拥有最高的发言权。

第三点就是日本裕仁天皇实际上对战争的进展是高度关注的，也参与了日本政府和军队的几乎所有重大决策。

所以，在战争前和战争进行的时候，日本裕仁天皇的作用是不是只是象征，本来从日本的制度和史实上其实都不难证明这一点，但有一点确实有证明的困难，那就是如何来证明日本裕仁天皇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自己的主动，而不是盟军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上将所认为的日本裕仁天皇在所有事情上都是机械的应对，这一点从日本的制度和公私文献上确实是难以证实的。

然而，直到日本裕仁天皇去世之后，出版了曾任日本天皇宫内省“御用挂” 的寺崎英成记录的称作《昭和天皇独白录》的谈话文稿，书中记录的谈话文稿是在尘封了数十年后，才由寺崎英的女儿等家人送交，在《昭和天皇独白录》的记录中，日本裕仁天皇自己对属近的谈话其实就可以作证日本裕仁天皇并不是无权或者是没有参与战争的，这也是辩无可辩、最为有力的证据。

因为，根本《昭和天皇独白录》中的记载，日本裕仁天皇在“沪上事件”，也就是第一次淞沪战役一节中，有关停战的问题中，日本裕仁天皇说：“在沪上能够将战斗地域控制在那样的程度，防止事件扩大，是白川义则大将的功劳，三月停战，不是由于奉敕命令，而是我特别命令白川不要扩大事件。”

这里日本裕仁天皇所说的不是“奉敕命令”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依军令部门拟旨画押，这里可见天皇不仅不必等待”辅弼者进言”，不必“依法行事”，而且可以超越制度，事实上也超越了制度。

在“支那事变和三国同盟”一节中还谈到了在第二次淞沪战役时向沪上增兵的事情，当时日军大本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以为，对付苏联和“满洲国”的安危才是日本目前的当务之急，所以反对日军在沪上扩大战事，这一观点受到了日军主战派的激烈反对，最后造成了石原莞尔只能辞职，而日军则是不断向沪上增兵，让这场仗越打越大，而从《昭和天皇独白录》中此节的记录可以看到，增兵华夏的沪上是日本裕仁天皇一手促成的。

而在“诺门坎事件”一节中，日本裕仁天皇说：“因为诺门坎方面的苏满国境(正确的应该是满蒙国境)不明确，所以双方都可以说对方是非法入侵，当时我曾对关东军司令官山植田谦吉下达过严守满洲国境的命令，因此关东军和入侵的苏军交战是有理由的，同时，从日满共同防卫协定的立场上满洲国军参加战斗也是正当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一切都是日本裕仁天皇下的命令。

在“阿部内阁之事”一节中，日本裕仁天皇说，因为现在风传的“军部大臣”人选不适，因此“我命令阿部以梅津美治郎或侍从武官长畑俊六为陆相”。

在”米内内阁和军部”一节中，日本裕仁天皇说：“为了抑制日德同盟，我任命米内为内阁总理大臣，在授米内大命的同时叫了畑俊六，要他支持米内”。

在“向罗马教廷派遣使节”一节中，日本裕仁天皇说开战后日本首次向罗马教廷派遣使节是“我的主意”。

有些事情中，日本裕仁天皇虽然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但也不是无权的状态，在“三国同盟”一节中，日本裕仁天皇说松冈洋右相信美丽国不会参战，于是，日本裕仁天皇便将信将疑的同意了日德同盟。

而在日本和美丽国开战前的组阁情况也非常相似，在“近卫的辞职和东条的组阁”一节中，日本裕仁天皇说陆军本来推荐近卫文麿为首相，但日本裕仁天皇觉得如此任命的话，那日本皇族就要为开战负责任了，因此，日本裕仁天皇就没有同意近卫文麿为首相，而是任命了东条英机负责组阁。

所以说，日本裕仁天皇并非无权，只是不愿承担责任而已，日本裕仁天皇在许多场合的消极态度其实都是基于此类的利害在进行算计而已，在“开战的决定”一节中，日本裕仁天皇对开战的疑虑也主要关心能否获胜。

虽然东条英机确实权力很大，可即使如此，他也只是君下之相而已，日本裕仁天皇在“东条内阁的内政”中说到，“我想谈谈东条内阁为什么倒台? 为什么不是我自己让他倒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