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2章 步骤

广田弘毅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并认定其有罪表明,指挥官责任不仅包括军事指挥官、而且还包括政府高级官员。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在解释战俘问题上追究政府官员个人责任时表明,在履行对战俘的义务时,政府必须通过个人来实施,实际上在这个意义上负责任的政府,就是指那些指挥和控制政府运行的人。

在本案以及在上述方面我们关心的是日本内阁的成员,对战俘的义务不是一个基于政治抽象的没有意义的责任,在战争时期政府对战俘义务案件中那些组成政府的人对他们的战俘有主要的和持续的责任,即使他们将维持和保护的义务委托给他人也一样。

总的来说,日本政府中对战俘的责任可以说是由政府成员,控制着拥有战俘的部队的军事或海军官员,和战俘的福祉有关的那些部门的官员,直接控制战俘的民政、军事或海军官员来人员承担

负有这些责任的官员有义务寻求对战俘的适当待遇并且通过建立和寻求适合于这些宗旨的一个成体制的持续有效的工作来防止对他们的虐待,如果发现下列事项那么他们就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并且要为虐待战俘而承担责任。

第一是他们没有建立这样的一个体制,第二个是如果已经建立这样的一个体制,那么他们没有寻求它持续和有效的运行。

负有责任的官员这些人中的每个人都有义务确保体制运行,并且如果负有这些责任的官员忽略了自己的义务的话,负有这些责任的官员就必须承担这些责任。

负有这些责任的官员因为仅仅建立一个适当的体制却在此之后未学会如何适用而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比如,一个军事指挥官或一个战争部长,必须同样兢兢业业的确保在这方面起下属对其命令的服从,就象他们在就头等重要的事项发布其它命令时要求其下属服从一样。

从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到,东京审判对国际法上确立“官方身份不免职”的原则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宣读的《判决书》,可以把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作为和发展梳理清楚。

第一就是“造神”,为了给日本极端军国主义思想造势和壮胆,并为日本政府扩张领土寻找理论上的依据,一九二零年前后,日本以甲级战犯大川周明为代表的“理论家”,大肆鼓吹“八纮一宇”和“皇道”的原则,而所谓的“八纮一宇”其实是出自华夏的古书,但是却被日本极端的军国主义分子曲解为“要把全世界置于天皇一人统治之下”。

第二就是“滋事”,一九三零年前后,日本军国主义激进分子还以中下层军官为主,这些中下层军官阴谋制造了事端,然后以造成的既成事实,逼迫日本军部的高层和日本政府就范。

一九二八年四月谋杀华夏东北控制者张大帅的“皇姑屯事件”就是日军关东军中的一部分军国主义激进分子制造的,当时日本政府的田中内阁还想处罚施行谋杀案的日本陆军将校,但是却遭到了日本陆军部的强烈反对而没有能够做出相应的处罚,从此,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气焰大大增强,一九三一年在华夏制造的“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到“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国主义激进分子的“滋事”行为不断的升级。

第三就是“逼宫”,日本军国主义激进分子为了扫清障碍,陆军部对基于政党选举的内阁采取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方针。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七日的时候,日本政府甲级战犯桥本欣五郎,写文章鼓吹“为了建立全新的日本,我们认为首先迫切要做的是让现有的政党当替罪羊,摧毁他们”。

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五年的这十七年时间中,日本政府的内阁竟然更换了有十七届之多,而这十七届内阁中,政党出身的日本政府内阁首相却仅有七人。

这七名政党出身的日本政府内阁首相中,田中义一、若槻扎次郎最终都是被迫辞职,滨口幸雄和犬养毅则是遭到日本军队中少壮派激进派军官的暗杀。

而日本政府内阁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的九名首相中,有六名都是军人出身,一九四一年十月,日本政府甲级战犯头子东条英机任日本政府内阁首相的时候,做为日本内阁首相的东条英机居然还身兼陆军大臣、内务大臣、文部大臣、商工大臣、军需大臣等要职,可以说是集大权于一身。

第四就是“愚民”,为了欺骗和绑架民意,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日本国民特别是青少年实行疯狂的愚民政策。

一九三三年六月,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发表演说,鼓吹“日本天长地久,命定要扩张”,“全世界在国联的领导下正在妨碍日本实现其神圣使命,必须准备全国总动员”,并且,日本的所有学制都强迫实行军事训练。

日军关东军在华夏东北地区成功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了进一步鼓动日本国内青年的好战精神,日本学校便完全处于日本陆军部所派军事教官的支配下,所有学校都在抓军事教育。

日本军国主义在控制舆论上也是不遗余力,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日,日本陆军部成立了情报局,这个情报局的任务是指导控制面向日本公众的一切种类的通讯,并利用所有的言论机关来促进日本政府内阁顺利的通过政策。

第五就是“扩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上,历数了日本各届政府发展与军事密切相关的工业发展计划和实施。

由于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岛国,所以,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掠夺华夏和其他亚太国家的资源不遗余力,日本政府军国主义者毫不隐讳地表明了日本的目的是为了发动对苏联和美丽国以及英吉利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