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冬天，寒冷而寂静，陈恪已经静默等待了半年多，但始终未能等来重庆总部的行动命令。

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他接到了一份升职命令。

根据命令，陈恪将出任军统局京沪杭三区的顾问，享受相应的待遇。

此外，军统局负责为他提供住所，并派遣两名安保人员保护他的安全。

与此同时，他不再担任飓风队队长一职，该职位由原副队长陶大春接任。

陈恪静静地坐在军统安排给他的办公室里，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安。

他望着那两个如影随形的保镖，感到一阵莫名的烦躁。

这一切发生得太过突然，没有任何预兆或解释。

他的权力似乎在一夜之间被架空，而他本人则被置于一种半软禁的状态下，时刻受到严密的监视。

尽管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感到不满，但在没有弄清楚具体情况之前，陈恪并没有采取过激的行动。

毕竟，在这个看似清闲的职位上，他并不会承担太多的实际工作任务。

偶尔，上海站会通知他参加一些会议，但每次都会有保镖陪同他前往一个临时设立的会场。

这些会议往往缺乏实质性内容，只是形式上的交流。

至于上海站和飓风队的重要机密信息，他完全被排除在外，无法得知其中的详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陈恪的耐心逐渐消磨殆尽。

他开始思考如何摆脱这种困境，重新恢复自己的自由和权力。

但在做出决定之前，他需要更多的情报和了解，以确保自己的行动不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陈恪已经渐渐习惯了这个全新的身份。

相反地，他每天都会带着自己的保镖在租界里吃喝玩乐。

由于身边时刻都有保镖跟随，所以他根本无法与地下党取得联系。

于是，他开始享受起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每天不是唱歌就是跳舞，以此来麻痹那些保镖们的神经，同时也麻痹着他们身后的人。

此时，在法租界上海站华兴洋行的王世安办公室里，陈恪的一名保镖正站在王世安的面前报告道：

“站长，最近这段时间，陈恪没有出现任何异常情况。他还是像以前一样，整天沉迷于酒色之中，不是喝酒就是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