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彦明说的其实也对。

对我们来说，出来打流，良心，是一种很奢侈的品质。

当小卫把锤子的情人就地强了时，他的良心在哪里呢？

为了与盛文涛搞好关系，替他的岳父解决邻里纠纷时，拿对方还在念书的儿子做文章时，我的良心又在哪里呢？

为了封独狼寄父程跃进的口，诬陷栽赃程跃进的儿子，拿他儿子作要挟时，我和宋哲的良心在哪呢？

我们都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我开了车窗，扭过头看向窗外，黑漆漆的窗外，有火车‘况且况且’的经过，当火车进站时，那一声呜鸣仿佛是一声呐喊，恍惚间，我想起了几年前走出小山村时，临别时外婆的嘱咐，而今，外婆语重心长的嘱咐，也变得模糊了。

我收拢思绪，脑海中浮现出几年前在雪岩镇杀人的夜晚，浮现出峰哥冷静镇定的模样，我问：“你回去理发店时，有人发现你没有？”

刘彦明语气中透着肯定，“没有。理发店周围都是些商铺，裁缝店、补鞋铺子什么的，当时早就关门了，理发店斜对面的小弄子【地方方言，泛指两建筑之间的较窄的巷子】里倒是有个醉汉，我盯着那个醉汉看了几分钟，都没人过来理他。”

我心里微微松了口气，但很快，又被一件事儿困扰着。

板凳和他老婆的尸体，该怎么处理呢？

刘彦明给理发店门口贴的告示是店面搬家，这玩意，正常情况下，城中村里的人可能看都不会看，但时间长了，难保就不会碰到有心人，或者理发店门市的房东找上门什么的，万一房东报警，公安肯定会查。

这始终是个隐患，但只要找不到板凳的人，官方的一贯做法，是将这类人定义为失踪人口。

除了公安，我还担心一件事儿。

今晚这个事儿，事情是我们三个人做的，虽说是刘彦明开的枪，但我是老大，严格来说，我是主谋，不管任何时候，但凡东窗事发，我最少也是牢底坐穿的结局。